材料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工作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航天科技集团经济规模和效益同步提升，营业收入增至2315亿元，年均增速13.4%；利润增至196.3亿元，年均增速14.3%。连续14年获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A级，连续5年在军工企业中保持第一。自2015年起，连续4年进入世界500强。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不断刷新中国航天高度的同时，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营业收入实现了年均14.1%的增长率，并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培育了商业遥感卫星、智能机器人等多项有前景的产业项目。集团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显著增强，6年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7项，申请专利31152项，总数量和增长率均居军工集团之首。

作为建设航天强国的核心力量和重要的推动者，航天科技集团在报告中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推动航天强国建设的路线图。从2020年到205年分两个阶段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目标：第一阶段，到2030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航天企业集团，支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第二阶段，到2045年，在全面建成高质量发展的世界一流航天企业集团基础上，有效支撑国家科技、经济、军事发展需要，推动我国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

（摘编自《中国航天酝酿大动作》）

材料二：

我国在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应加速推动航天科技工业的技术转移转化，实现“军民融合发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王礼恒院士建议，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航天管理体系，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航天管理体系，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表示，航天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科学发现最活跃尖端技术最集中、工程实践最复杂、产业带动最强劲的领域之一，最有优势、也最为迫切在军民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

薛惠锋认为，在执行层面推动融合，还需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关键在于军工企业和非军工企业的融合。“通过合资、合作、建立联盟等方式，军工企业‘技术优势、研发优势、集成优势’和非军工企业的‘投资优势、市场优势、专项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打通航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里地。

薛惠锋表示，要统筹推进长周期项目，发挥全国全军的示范作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是我国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建设总体单位，近年来，该院以“需求牵引、政府搭台、航天推进、企业唱戏、基金跟随、民众受益”为思路，为航天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摘编自《航天科技工业迫切需要实现“军民融合”》）

材料三：

引领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航天技术，早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交会对接”。

我们日常最熟悉的方便食品——方便面中的脱水蔬菜，最早就源于航天的冷冻脱水技术。这种技术除去了食物中的全部水分，降低微生物滋生的风险，延长了贮存时间，蔬菜中的营养成分也一点没减少。此外，配方奶粉的营养添加技术也脱胎于航天员食品。

在医疗健康领域，利用航天三维打印和数字制造技术，可以完美地实现牙齿、软骨和骨骼等生物组织的重建。源自火箭燃料泵技术研制的人造心脏，已经为几百人带来了新生。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也源于航天科技的成就。最初设立的ICU，是监测太空环境下航天员的血压心跳等各项生命体征的实验室。现在，ICU已是各大医院的标配。

据了解，目前全球有超过3万种民用产品得益于航天技术，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行业中。航天已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提升大众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欧美等多家研究机构评估认为，在航天领域每投入1美元，就会产生7-12美元的回报。

（摘编自《航天，与生活交会对接》）

诗歌在中华文化里成就较高，在整个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的一部分，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诗歌里。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因为“诗”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再到现代的自由诗，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无论何时，都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于传统中，人们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而诗词更重意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它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凡有人烟处，皆有诗歌：喝酒、行酒令，说的是诗；奏乐、起舞处，唱的是诗；挥刀、舞剑时，吟的是诗。如果说，艺术的发展总是以“人生”做基础，总是激励人们思考生活、批判生活和指导生活的，那么诗歌便指导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我们追求诗中的理想境界，感悟诗里的人生哲理，不论是低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是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们都能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关照人生。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与西方语系相比，汉语的精炼美妙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也会因声调不同而带来不同的色彩。更何况诗词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所以诗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但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诗词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展现，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艺术创作，还是自觉的艺术理论，都没有将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这使中国文化长于实践理性而短于思辩理性，而西方文化偏向理性。例如，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更不具备理论科学的特征。在雕塑、绘画、书法、小说，甚至园林艺术方面，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科学的手法来摹仿自然，不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于是，无论是雕塑、绘画还是小说或书法，总有一种“气韵生动”的美学效果，都达到了一种“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而在戏曲文化和园林艺术上，总让人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实现了一种“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审美理想，实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

孤独的守望

方爱华

⑴在穿越了一条条宽阔马路，躲过来来往往的车辆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准备走进那座高楼大厦的时候，却忽然被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孤独感袭击。于是，我飞离城市，开始找寻那些遗失在远处的疼痛或者温柔，来到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⑵转过一道山梁，又穿过一道峡谷，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种惊诧!仿佛一下子掉进了一幅最浓艳的油画里。一朵秋阳，斜挂山腰，被染红的山风成了最随心的画家。一笔画山，山披灿烂，一笔描水，水放金光，一笔泼在山沟里，沟里成了五彩的天堂。

⑶拨开路边密密麻麻鲜嫩的细叶，下面，竟藏有一弯清溪。凝神敛息，闭目细听，一股山泉之清凉，潺潺之清音，朗朗之清虹，刹那间沁过心田，直达肺腑，更是说不出的爽朗。寻着水声一路走来，水却似多羞的少女般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会被浓阴掩翠，一会儿环佩叮当，一会儿弯成一枚碧玉，一会儿又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细看那水宁静之极，无波无痕，柔润如美玉。那是谁家的女儿?押着唐韵，携着汉风，一点点地走近，走近，将心清凉成一片温润的水域。

⑸我在进入小村的那一瞬，突然变得很宁静。我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从这幅静默的油画中走出来，一路跋山涉水而来的疲倦和烦躁一扫而光。一处处低矮的农舍以最简单的装束站立在我面前，而它后面是五彩锦缎装扮起来的山坡，像一首天地之间的赞歌，我看见纯朴与艳丽和谐的统一。

⑹田园，多么美妙的字眼，它让许许多多流浪的心灵找到了家的温暖。袅娜的炊烟，鸡鸣狗叫，满山遍野的牛羊，子孙绕膝，我多么希望看到曾经在这里上演过的那些温暖和最原始的一幕幕生活图景啊。然而这里拥有的除了安静还是安静。看不见炊烟，听不见鸟语，也听不见动物的欢鸣，就连风都停驻在不知什么名字的山那边。

⑺物竞天择，时代犹如一列火车，轰鸣着滚滚向前。贫困终被繁华取代，宁静总被喧哗掩盖，那些没了主人的房屋，虚掩的房门，荒凉的院落，都似在诉说着一种久已淡去的生活，房前屋后的柿子树上，挂满红艳艳的小灯笼，就连地上也落了许多熟透的柿子。这些原本代表丰收的累累果实，在这里忽然受到冷落。

⑻一方石碾，丰碑一样默默地站在时光的怀抱里。深深的皱纹里记载着多少酸甜苦辣的过往?它在怀念那些五谷丰登的日子吧，还有那吱吱唱着的远去的歌谣。我看见空地上面的水井里面装满了生活的百般滋味。

⑼所有的土地都荒芜着，那些被收割的玉米秸秆，怀抱成一堆坐在秋阳里，哀伤而无助。曾几何时啊，仿佛还看到它们挺拔着腰杆，向上生长着浓浓的丰收和喜悦。一些被开垦的梯田就那么闲散敞着怀，留着斑驳的印记，像是刻满了主人点滴的心事。几垄白菜，几颗萝卜成了这些被弃置土地的最后守望者。

⑽我停下探访的脚步，对着一片宁静和绚丽沉默。

⑾我不知道繁华在身后隐退的时候，是不是一些东西也会随之消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就这样被遗弃在远离尘世的地方，在时光的隧道里独自演绎着一场兴衰与荣辱。美丽与孤独同在，寂寞与哀愁共存。

⑿在村庄的深处，终于见到了真正的主人。一位老人，就那么安然地倚在门口，身后巴掌大的小院里，两棵参天的老槐，像硕大的两把巨伞，卫士一样的护着庭院。树是老人出生时爷爷种下的。

⒀老人手捧山里红，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她说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只有这些山里的果子。问她为什么不和儿女一起走，老人只憨憨地一笑：“舍不得啊，几十年的家!”

⒁已是夕阳西下，那些山、那些树、那些落寞的房屋都开始变得暗淡起来。我最后一次回望山村的时候，老人正被金色笼罩，仿佛坐在一片灯影里。

⒂她在守望着一个人的山水，守望着一个她自己的家么?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我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