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岛

在天气晴和的日子，辽阔的水面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打从汉奈斯和别卡记事的时候，他们就总是对那个小岛怀着永不减退的兴趣。

岛上密密层层长着一片茂密的、异常高大的松林，因此小岛宛若一束绝妙的花束，插在一望无垠的大海花瓶里。它从早到晚一直沐浴在阳光之中。当太阳的巨轮在东方天际刚一露头，这一瞬间，阳光就已经在爱抚小岛上那些参天大树的树梢了；而当红日西沉的时候，它又仿佛依依惜别，用熊熊燃烧着的余晖把那些树梢染得红艳艳的。风和暴雨在小岛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猖獗，不管风从哪边吹来，无依无靠的小岛总是怀着快乐而轻信的态度迎接它。每当风暴大作,海浪撞击着岸边的岩石，浪花四溅,几乎一直飞上松树梢头。风在浓密的树冠间狂暴、凶狠地猖狂肆虐。阴雨的时候，小岛仿佛裹在一片灰蒙蒙的雾幕里，看起来神秘得像一个谜。

“真有意思，在近处它像什么样呢?”两个孩子多次互相询问。

他们竭力想探听小岛上的情况，常常向父亲提出一连串无穷无尽的问题，然而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很简短的回答。小岛实在是太没有价值了，怎么能引起一个成年男人的兴趣呢。

不过孩子们从远处用自己的眼睛眺望着小岛，他们决不能相信，它是像父亲所断言的那样索然无味。他们从前就已发现，世界上有不少事物，它们的美不能打动父亲的心。

孩子们的思想里片刻也忘不了这个小岛，而且有一天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非到那儿去一趟不可了——这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怎么去呢?路很远，父亲极其严格地禁止孩子们用船,他们也不敢违抗他的禁令。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要到那个小岛，只能从海上去——坐船或者是从冰上走过去。这么说，没有任何旁的办法了——得等到冬天。

这期待已久的日子、实现理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两个孩子用由于急不可耐而发抖的手拿出了滑雪板偷偷地上路了，他们的心在战栗。冷彻骨髓的一月的寒风刺痛他们的面颊，使他们感到像火烧似的。遥远的太阳的寒光照得人眼花，可是毫无暖意。滑雪板滑得很顺利，孩子们看到前面就是在寒冷的闪光中变化万千的目的地，于是越来越鼓足劲头，继续向前滑去。他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到了那个奇迹的岛上，而随着每一次挥动滑雪杖，它离他们就越来越近了。

他们曾那样日夜梦想的奇遇，千百万令人头晕目眩的童话中的奇遇——当他们的脚踏上小岛的那一瞬间，这一切就都要实现了!所有他们读过的童话，所有他们梦想过的奇迹，千千万万的童话和奇迹，今天一定都会成为现实。他们的嘴笑得闭不拢，眼睛也向风，向太阳和灿烂发光的雪面冰凌微笑着，他们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只除了一点：今天是他们的节日，滑雪板正带着他们向遥远的小岛飞驰。

当太阳的最后一束光线在遥远的小岛上逐渐熄灭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十分疲倦，神情严肃。在他们那少年人的心里带回了一个可怕的生活的秘密。他们的思想里再没有任何关于奇遇的想法。他们的心里再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已经不再向小岛眺望了，虽然在深红色的夕照中，岛上寒冷的闪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夺目。他们不再眺望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真实情况，赤裸裸的、阴郁而令人痛苦的真实：遥远的神话般的小岛原来只不过是一片不成样子的可怜的荒野，遍地砾石，遍地都是暴风雨遗留下的痕迹。那儿只有普通的泥土和石头，最常见的石头和泥土——和他们的脚每天踩着的泥土完全一样，甚至还要差一些，更加粗糙，更加贫瘠。岛上的树林里也是一些最普通的树木，最常见的松树，高大的褐色树干耸立在乱石之间，生着弯曲的、被暴风雨折断的树枝。

不，他们再也不想看那个小岛了，无论是今天，还是旁的日子——永远，纵令生活突然变得千百倍阴郁，枯燥无味和毫无意义。

这天晚上，他们躲在自己的床上悄悄地哭了，背着父母，甚至互相隐瞒着。他们伤心地痛哭，不能回答自己，为什么他们这么难过，为什么睡梦不肯来临。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动能激发下，呈现出蓬勃的创作发展态势。

中国纪录片始终保有与时代共进的创作传统。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辉煌中国》《复兴之路》《一带一路》等经典作品先后涌现。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主流化”气质回归，注重现实生活和主流价值传播。《记住乡愁》《本草中国》等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成为延续中华文脉、树立大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影视载体。《乡村里的中国》《中国人的活法》等反映时代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题材不断增多。自2012年开始，《舌尖上的中国》让纪录片成为全民话题，纪录片“年轻化”特点愈发凸显。近两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寻找手艺》《人生一串》等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受到了年轻人热烈欢迎。

纪录片的精品化趋势也与制作技术提升直接相关。新型前沿拍摄技术的运用及对录音、音乐音效、视觉特效等技术手段和纪录片工业化流程的重视，让中国纪录片在制作品质和观看体验上更具“大片感”。电视媒体也推出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微纪录、短视频、纪录电影。大体量的精品力作与小而美的纪录“小品”形成高低搭配，让中国纪录片创作更具层次性和良性化。

近年来，“中国主题”正在成为全球纪录片市场的热门资源，很多国外大型传媒机构推出了中国题材大型纪录片，中外合拍、国际传播成为纪录片制作传播的重要模式。

（摘编自韩飞《中国纪录片的新动能与新趋势》，《人民日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二：

如今，纪录片市场迎来红利期，种种资源向纪录片领域倾斜，国内纪录片生产一改往日困窘，开始吸纳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加入，诸如《舌尖上的中国》《了不起的匠人》《风味人间》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构筑自己的生态圈。这似乎标志着这个原本游离在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小众品类开始走出市场化的第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资本改变了创作者的目的，侵蚀了纪录片的真实边界，让作品在商业性与公共性之间进退两难。在这样的作品中，过分商业化使作品“铜臭味”过重，纪录片与广告片的界限不清。各大赞助商品牌和产品强行嫁接，不但打断了故事情节和逻辑的流畅性，而且降低了剧集的艺术水准。同时，强行娱乐化也让纪录片与剧情片难分你我，大量娱乐性的、非严肃的内容挤占了真实内容的空间。

（摘编自牛梦迪《纪录片商业化之路别走偏了》，《光明日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10月13日刊登一篇题为《西方涉华纪录片不断升温：从好奇到研读》的文章。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提升，以前相对强势的西方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反思自己的同时，希望通过研读中国寻找出路。随之而来的是，近两年西方纪录片对中国题材的关注一直在升温，即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涉华纪录片的拍摄曾达到一次小高潮。20世纪80年代，更多国家加入记录中国这一队伍中来，直到现在全面铺开。不管哪一个时期，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的原因无外乎好奇和需要——希望了解和传递关于中国的信息。相比之前的那次高潮，现在的涉华纪录片更倾向于研究和研读的视角，从过去的误解和片面认识的阶段回归更加客观、平和、直面的阶段。一方面，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出发点，他们表现出充分肯定的态度和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的意图。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保持本国强大的经济地位，害怕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威胁，表现出对中国的警惕和批判。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5年10月13日）

山里人

侯发山

周末，我和几个朋友驱车赶往靠山屯。靠山屯有一家农家乐，有不少野味。我去的次数多了，跟老板二狗熟悉。随同去的老孟，是个盖房子的，俗称房地产商，这天是他请客。刚坐下，就对老板二狗豪气十足地说：“先来盘鳄鱼肉。”

二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为难地说：“老板，小店没有这个。”

老孟眼也不瞄二狗，“啪”地一声甩出鼓囊囊的钱包：“不差钱，上。”

二狗忙掏出烟来给我们散烟：“老板，这个真没有。不信您问侯老板。”

“行了老孟，有那个意思就行了……来，土鸡一只，野兔一份……”二狗拿我当救星，我不能不出面。

二狗这儿有个规矩，点菜后先交钱再上菜。我点完菜，二狗一算账，四百八。老孟从钱夹里捻出四张老人头。二狗死活不愿意，说俺是实诚人，饭菜也是实价格，没法优惠。

老孟又抽了一张五十的。二狗还是不愿意。

我见识过二狗的较真，劝老孟：“人家也不容易，你也不差这一星半点的，给了吧。”

老孟没说话，又掏出一张十元的。

“还差二十。”二狗伸着手，很执着，“都是有本钱的，俺不能干赔本买卖。”

我看不过去，刚要掏钱，老孟见状，忙掏出一张五十的摔给二狗：“不用找了。”

二狗也不说话，又找回老孟三十元。

“太抠了，以后打死我也不来了。”老孟黑着脸。

菜一道道上来了。味道嘛，也确实不错。老孟的脸色慢慢变得红润了。

这当口来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高声叫道：“一碗鸽子面。”二狗笑眯眯地应答着，收下了男孩递过去的一张红色的钱币。

面条还没做成，男孩到门外边耍去了。我忍不住提醒二狗：“狗老板，你可看清楚了，他给你的可是冥币！”

“我知道。”二狗说罢，就把团在手里的冥币撕了。

“难道男孩的父亲是个地头蛇，惹不起？”我有点糊涂地看着二狗。

二狗淡淡一笑：“孩子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大灵醒，经常把冥币当钱使。”

老孟附和道：“都是有本钱的，咋说也不能干赔本买卖啊。”听口气，完全是在嘲讽二狗。

“他也只是买碗面，没啥。”二狗不以为然。

我由衷地说：“你这么好心，孩子真幸运。”

二狗说：“不只是我，村里凡是开店铺的都这样对他。”

这时，服务员刚好过来端菜，她说：“这个孩子是村长的。”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老孟放下酒杯，冷冷一笑，说：“谁说山里人老实？也会拍马屁嘛。”

二狗真是傻蛋，居然没有看出老孟的冷嘲热讽，说：“别说吃碗面条，吃俺身上的肉俺都舍得。”

想想也是的，谁让人家的爸爸是村长呢？二狗毕竟还受村长的领导嘛，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

“我明白了，村长在这里挂着账……行。狗老板会做生意。”老孟一副豁然明白的样子。

“肯定这样。”在座的一个朋友同意老孟的说法。

二狗没接我们的话茬，叹口气，说：“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下起大暴雨，村长进山巡视，发现刘大爷的屋子裂缝了，忙把刘大爷背出屋子。刘大爷说他的收音机还在屋里。刘大爷孤寡一人，收音机可是他宝贝。村长就放下刘大爷，刚返回屋子，轰隆一声，屋子塌了……刘大爷在屋子前跪了整整一天。”

我们几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临走时，老孟不声不响甩到吧台上五张老人头。

“老板，已经算过账了，您是不是喝多了？”二狗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那个，那孩子想吃啥你就做啥……”老孟头也不回，走出了农家乐。

半个月后，接到老孟的电话，邀我一起去靠山屯。老孟说，那个农家乐还真有点味道。

材料一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频频登上热搜。一年来，这首歌如此火爆，首先是因为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可为何爱国主义歌曲这么多，唯独它火了起来呢？

2019年4月，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节就挑选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主旋律歌曲。音乐家们给出以下几点理由：质朴深情的歌词，柔和舒展的旋律，好听；歌声里寄托着由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直抵人心；圆舞曲风格，节奏欢快，朗朗上口，适合大众唱、大合唱等。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成为“网红”，远不止歌曲自身的特点，还在于它打破了各种圈层。无论是金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明星还是路人甲，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在这段时期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都以“我”的角色汇入歌曲形成的新潮流，一起参与庆祝祖国的生日。报告会、文艺汇演、千人合唱等等，每一个活动都能以“我和我的祖国”冠名。活动中的每一个“我”，都是中国故事里的主角，都以自己真挚的爱国情意唱响对祖国的赞美和祝福。

另外，流行文化助力主流政治文化。人们在微信头像上，甚至自己的脸上添上那一抹红色，显得格外自然。流行音乐天后王菲演绎的《我和我的祖国》，自在、辽阔而温暖。虽然争议不断，但并不妨碍这一文化现象维持高的品质和热度。

（取材于网络文章）

材料二

2019年春节，央视连续播出了快闪系列节目——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随后引发了全国的模仿热潮。“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节目是如何吸引观众参与，提升节目传播效果的呢？

节目制作：品牌效应激活现场观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品牌优势十分突出，《我和我的祖国》本身也是艺术精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方位策划，多角度、多机位拍摄，现场观众可以充分感受到热烈的氛围而自发加入。系列节目的推出正值春运返乡和春节团聚期间，第一期节目选择首都国际机场作为拍摄地，面对信号可以覆盖全国的拍摄镜头，被采访者积极参与，尽情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归途的迫切感，激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观众将参与央视节目录制的消息、照片、短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参与到这场面向全国传播的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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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镜头组构建实时互动场景，是提升视频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作为向全国人民传播的一档文化类节目，其内容设置对互动性的要求必须清晰且有针对性，力求调动设备与拍摄角度相配合，使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中。在成都宽窄巷子的摄制中，祖籍成都的音乐人陈彼得从四川元素背景中走出，他的歌声点燃了观众参与的热情，航拍的应用使受众的现场感更加强烈。而小朋友扮演的熊猫角色、说唱组合的出现，将与观众的互动性进一步提高。在互动中，快闪活动由音乐人的独唱变成了观众的合唱，舞台变成广阔天地。构建互动场景的镜头语言，既提高了现场观众参与的热情，也使得受众面对视听作品有了代入感，被《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和内容深深感动。

节目播出：电视与新媒体合力传播

本节目每期在“新闻联播”首播，随后在“@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等新媒体播出。节目中除快闪元素之外还有街采风格的互动融入。采访聚焦于春节返乡、民俗内容等主题，受访者会在街采中回应记者的提问，进行第一人称叙述。节目播出时会剪辑掉记者提问部分，保留受访者最核心的回答。在新媒体的传播中，加入相关的话题元素与祝福祖国元素，进行系列策划与传播。部分看到这一电视节目的观众也会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视频，自觉地进行二次传播。

（取材于张腾方相关文章）

材料三

上世纪80年代末，主旋律电影往往以较高的文化姿态抒写宏观而深邃的革命浪漫传奇，主人公一般以革命领袖与英模为主，所以不可避免地与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体验拉开差距。近年来，一些主旋律电影主角已实现了身份下沉，但它们主要依靠宏大事件与渺小个体之间的悬殊所产生的张力来营造戏剧性。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基于对“用电影来写人、写人性”的精准把握，把视角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之中。七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已不再是伟大奇迹的缔造者，历史背景不再是被叙述的主体。比如林治远为开国大典的升旗一直在焦急地进行“最后一分钟营救”，出租车司机出于悲悯而将奥运会门票转让给四川小孩……故事主人公以实现国家使命、民族荣耀、社会安定为目标的崇高理想，被转化为便于观众体认的普遍情感。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红色叙事”之外，开辟了中国主旋律电影“金色叙事”的新途径。电影通过选取重要时间节点，将共和国的历史“精简”，形成了我与祖国、个人与集体“融合”的一致表达。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消失了，人物不再以一代人的面貌出现，而都成为了与祖国共同成长的“小小浪花”。《相遇》中，原子弹研发人员在公交车上与三年未联系的女友相遇，对话场面构成了电影画面的前景，车窗外集结、聚拢的行人构成后景。当汽车停止，男女主人公下车没入人海，个人与集体融为一体，而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这一“融合”时刻的历史标点。同样的呈现方式也见于《夺冠》，主角冬冬维护着“脆弱”的电视天线，让整条弄堂有机会见证中国女排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创造奇迹的时刻。于是，在弄堂狭小的空间场景中，国家、群体、个人这三个原本有空间和情绪区隔的表达融为了整体，完美应和了主题曲中“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意旨。这部电影用最独特的诉说方式，燃爆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我和我的祖国”。

（取材于郑炀、沈律君等相关文章）

民意和舆论

童兵

①民意是整个社会普遍意志和意识的集中展现。通过对一定空间和时间民众的观察、捕捉、测量、分析与呈现，人们可以感知甚至洞见民众的所思、所盼、所喜、所恼，从而了解及把握民心向背及民愿所求。（）能够以此为依据，为民执政，务实谋划。（）可以透过广泛的民意考问自己的立场和追求，应对大众的异同及短长，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则可以根据民意察情理，判是非，既为官方喉舌，又当民众耳目，力求于人于事，皆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群体意愿为取舍。

②从广义上说，民意有时也称作舆论。舆论是大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综合。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认为，舆论实质上就是公共情绪。林肯甚至说，“公共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公共情绪，一切皆可成功；没有公共情绪，一切皆将失败。因此，这些铸造公共情绪的人，要比那些制造法律或者宣布判决的人要高深得多。

③然而，民意同舆论还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中，民意的突出特点是非表层性和相对稳定性。民意是较大规模民众一般的内心活动和对某些事件、事态、机构、人物以及这些机构人物政策言行的相似或相同的评价，这种社会评价及社会情绪有时还可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群体示向性活动。而舆论只是民意的初期形态，是处于表层的群体情绪。民众的所言所行，常常出于情感、心绪的激发而成，理智和理性相对较少，以言相传，以情相染的成份较重。舆论还是变动不居和改变难料的，因而又缺乏稳定性和可测性。朝意夕改，此事此地一种看法．另一地又持一种看法，是常有的情状。一个事件的冲击，可以让一些人冷静下来，又可能让一些人焦躁不已。一个意见领袖的一席话，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意志，也可能坚定一些人的观点。

④民意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易于测知，在一段时间内较少变动。民意充盈着一定时域、地域特定人群甚至多数民众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公众人物的观察、思考与评价，这种砚察、思考与评价常常是理性的、务实的、感情成份少、客观成份多，因而作为民意的这种社会情绪，相对于一般舆论来说，显得厚实、有力、威慑性强。因此，民意比舆论更有威力，对官方的压力也更大。

⑤相对于官方意志而言，民意表达的是大众的意见、意志、要求和愿望，而官方意志体现的主要是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意愿。在一个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所谓官方意志往往是主要官员尤其是高官的立场与观点，有的情况下，官方意志完全代表着最高长官、行政首长的立场与意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权利关系下，民意不免会受到轻视、蔑视甚至践踏。

⑥就舆论的构成与布局看，一个社会至少存在着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两类。官方舆论依据与依附于官方意志生成与变动，而民间舆论则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虽然民间舆论有时可能由于种种压力会屈从于官方意志，也可能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奇从于官方意志，但民间舆论在总体和大局上总是从有利于伸张和服务于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民间舆论不违背民意，为伸张与贯彻民意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由此观之，民意比之官方舆论、官方意志实在、具体、稳定、尖锐，更有韧劲和耐力，也更有实践力和可操作性。此外，由民意操控的民间舆论也易转化为行为与行动，即转变为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超过官方舆论场而高看民间舆论场的原因，也是人们超过官方意志而敬畏和尊重民意的原因。

（摘自中国社会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