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工匠精神的精髓在于专注、精益求精。当今，美术教育及创作领域当今也非常需要“工匠精神”，需要这种认真、专注、严谨的态度，它是提升美术创作品质、创作更多时代精品的重要保证。

②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是美术事业的新生力量。在信息爆炸、新潮艺术观念涌动的今天，高校美术专业有些学生缺乏专注、钻研的精神与态度：一些人更乐于追求快餐式的作品，甚至有时会鄙夷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精神追求。有的学生认识不到基本功的重要性，急功近利、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现代艺术”。故而，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艺术创作环境受到多重影响的情况下，在美术教育和创作领域强化工匠精神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③强化工匠精神，对培养学生的专注度、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激发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教学热情都有很好的帮助。工匠精神的培养，首先，应当融入课程设置以及基本功的锤炼：优化课程配置，加重基础课程的比重，同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习，双管齐下，提高艺术技能和艺术修养；对新入学学生尤其应该夯实基础训练，通过这些基础课程的严格考核，提高学生的审美与造型能力。其次，还应汲取传统工匠师徒传承的长处：整合教师资源，增加个别辅导，重视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从而提高学生对艺术的领悟力，激发其创造力。

④与美术教育一样，美术创作领域同样需要融入“工匠精神”。美术创作领域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绘画技能的继承发展方面，更呈现在美术创作所渗透的创造力和求真精神中。

⑤当下，部分美术作品缺乏文化内涵，更像是缺少灵魂的“复制品”，作品形式趋于世俗化、商业化、数码化，艺术性和感染力强的作品不多。一些创作者忘记了艺术创作应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初心，在进行艺术创作时，首先考虑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市场认不认可、接不接受，目标是快速成名，快速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无疑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不仅对艺术资源造成浪费，也不利于社会正能量、优秀文化的传播。

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创作者应不断提高手头功夫，而不是离开绘画基础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捷径”。其次，创作者应有坚持本心进行艺术创作的定力，坚守艺术的审美价值，去除浮躁心态，拒绝畸形市场的诱惑，在创作主题、造型、色彩、画面布局等方面都认真对待，踏踏实实稳扎稳打地完成每一幅创作，而不是一味迎合部分市场的需求。

（节选自曾传兴《注重“工匠精神”培养》，《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

做独立的人，但不要强迫他人勇敢

狄马

①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好多朋友私信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说，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尽管我对莫言抄讲话、给重庆写赞美诗、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伙同政府官员退出书展，也充满鄙夷，但说到底这是一个文学奖，不是一个人权奖。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奖，颁给一个如此缺乏勇气，且生性怯懦的人，我们当然要抗议；但诺贝尔文学奖不论怎么说，也是个文学奖。

②文学和政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否则，人们就不会拿这些政治色彩很强的事来责难一个作家了；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并不必然影响其专业水准，就像海德格尔曾参加纳粹，但不能否定他的哲学成就，德国当时除爱因斯坦、劳厄等科学家外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都效忠过元首，文学史上品质低劣，但才华出众的作家也多了去了。 就没有对大清朝的腐败发表过异议，但并不影响《红楼梦》的伟大。李白也曾写诗吹捧第一夫人“杨玉环”，但谁也不能说他的诗写得不好。莫言在现实中可能是个软蛋，但不影响他的小说写得好。

③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莫言和他的小说。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被体制豢养得已失去是非，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缺乏基本判断的人。莫言小说中那种无节制的描写和炫丽得令人头晕的语言也不符合我的趣味。但我知道，我的趣味是一回事，瑞典文学院的那18个老汉的趣味又是一回事。我不能因为我喜欢那种朴素而深刻的作家，就说莫言的文学水准达不到诺奖要求的水平。

④我也不能以一种“政治正确”替换另一种“政治正确”。如果我们对以往意识形态捆绑文学的做法很反感，那么从我们开始，就不要再以另一种意识形态来要求任何一个作家了。只要这个作家的言论没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他的行为没有对别人造成直接的、令人可以觉察得到的伤害，社会为了更大的自由，就应当容忍，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观念和行为。一个人因为糊涂的言论和胆怯的行为给人留下极其厌恶的印象，和因侵犯他人的权利应当招致谴责，是有本质区别的。我认为，截至目前莫言的言行，都可称得上软弱，那些自我辩解的言论，甚至可以说透露着一种“农民知识分子”的狡黠，但很难说他侵犯了别人。当我在网上看见莫言为重庆唱红打黑写的赞歌，抄写讲话后的诡辩，我觉得有种叫轻蔑的东西击打着我的灵魂，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对他的过多期望造成的，而不是他要恶意伤害我。细看他做过的那些引人非议的事情，对社会其实并不具有明显的直接的伤害，非要说伤害，只能说在推想的意义上，伤害了部分爱他的读者对他的期待。

⑤有人说，你这说法太宽容了。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领的作用，榜样的力量。这种帮腔帮忙的言行会使好多年轻人缺乏道义感和负责任的能力。但这种“引领”只是象征性的，社会既没有特意规定，莫言就没有明确的义务。一个人要如此浪掷自己的名声，我们就只能随他去。再说，一个本来名声显赫的作家因为自己的糊涂和软弱，引来明显贬多于褒的非议，这算什么榜样呢？如果真是榜样，也是个坏榜样。还有人评论说，莫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发出更多的批评才对。但在我看来莫言不是知识分子，像他这类依靠体制谋得饭碗和地位，又靠写作获得名声的作家，从来都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皇权时代的文人一样，写小说只是为了“求功名，取富贵”。指望这些对宪政民主一无所知，完全缺乏现代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担负起批评社会的义务，不是赶鸭子上树，就是驱母猪驮粪。指责他不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像指责孔夫子不懂英语一样愚妄。

⑥结论是，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但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一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崛起、世界影响力的提升无关。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自己做不了的也不能强求他人。如果我们觉得莫言做得不够好，我们力争做得更好，就够了。我们可以呼吁、甚至邀请别人同我们一道，但尽量避免道德绑架。有那义愤填膺的功夫，不如自己站起，做一个自由的人。

飞鸟为什么不会相撞？

贝小戎

人群不时地会发生踩踏事件，动物在成群结队行动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相互碰撞，为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生物学家伊恩·库森说，蚂蚁、鱼和鸟有能力在整个群体里传递关于群体的身体动态的信息。比如蚂蚁可以用信息素在蚁群内交流，通过简单的小范围互动能形成复杂的模式。人类是自私的，而蚂蚁是社会化的生物。我们都想节省通行时间，哪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时间为代价，而蚂蚁是为整个群落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最原始的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群体活动时的集体智商，无法超出局部的互动规则。鱼群或迁移的动物在突然行动时，领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往何处去的必要的信息，其他同类只要跟着就行了。

另一种说法是，许多大型的鸟类如天鹅和塘鹅以“V”字形或梯形编队飞行，这样既能提高飞行效率，又能避免碰撞。阻力能够降低65%，飞行距离可以增加70%，因为每一只鸟都处于前面一只鸟的翼尖涡流造成的上升气流中。只有头鸟得不到这种好处，但鸟群中的其他鸟会轮换当头鸟，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

实际上，鸟群的飞行编队很少是完美的“V”字形，往往是“J”字形。但无论是哪种形状都可以让所有的鸟获得看前面同类的最佳视野，以便保持安全的距离。飞行时，鸟群中的鸟之所以不会相互碰撞，是因为它们的视觉系统比人类的发达，它们的新陈代谢和肌肉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意大利国家博物馆马西莫宫里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古代钱币、珠宝和雕塑，但物理学家卡瓦尼亚却能够说服保安，允许他把许多观测设备弄到博物馆的屋顶上去观察鸟群。因为欧盟同意他的研究，希望他的研究项目能够获得重要的科学数据。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要研究鸟类呢？这是因为，在2004年至2007年，欧盟组织了一个名为“飞行中的椋鸟”的研究，动用了多国的研究机构收集数据，并改进了对鸟群的3D模拟，以便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的群体行为，如时尚、风潮、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物理学家卡瓦尼亚选择了意大利罗马的马西莫宫。冬季的每个下午，椋鸟在罗马郊外觅食后都会回到这里的鸟窝。黄昏时分，这些鸟群会在天空中上演半个多小时的特技表演，它们有时像一股烟雾，有时又像一条摆动的缎带。卡瓦尼亚和他的团队把鸟群的移动做成了3D图像后意外地发现，鸟群中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鸟群边缘的鸟比中心更密集，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中央的乘客悠闲地聊天，车门附近却很拥挤。更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发现是，鸟群中的鸟能看到它附近的十五只到十六只同类，但它只注意它两侧的六七只鸟的活动。邻近的鸟距离它自己的远近不重要，重要的是同类的数量，它们只根据邻近的同类来改变飞行速度和方向，这就能保证整个鸟群朝同一方向飞行。进化为什么选择了“六”或“七”作为神奇的数字？一种解释是“七”是鸟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它们无法跟踪七个以上的物体的活动；另一种解释是，“七”是在群体中传递信息时的最佳数字。你也许以为你沟通的个体越多越好，但如果你跟太多人沟通，你会得到太多嘈杂的不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清楚状况之后可能就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