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 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窸窣的声音。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人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窃窃的密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温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 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现在，美丽的雪花飞舞了。我喜欢，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我的喜欢有如四十年来第—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样，我回想着过去下雪时候的生活，现在的喜悦就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记得某年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寓所里，围着火炉，煮着全中国最好的白菜和面，喝着酒，剥着花生，谈笑得几乎忘记了身在异乡；吃得满面通红，两个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 叫着的雪，踉跄地从东长安街的起头踱到西长安街的尽头，又忘记了正是异乡最寒冷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们都像走工厂里的机器，忙碌得一刻没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们又叫我一个人看守着永不会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这是多么孤单，寂寞，乏味的生活。

“没有意思！”我听见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这样说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时候，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可骄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在故乡：地上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毡，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着筋斗。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作糖，放在口里……

“没有意思！你这老年人！”我听见幼年的我对着过去的那些我这样说了。正如过去的那些我骄傲地对别个所说的一样。

不错，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过去和现在的喜悦是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样，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的幼年时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这个他对着这个我，不也在说着“没有意思！”的话吗？

天呵，我们能再想了。人间的欢乐无平衡，人间的苦恼亦无边限。世界无终极之点，人类亦无末日之时。我既生为今日的我，为什么要追求或留念今日的我外的我呢？今日的我虽 说是寂寞地孤单地看守着永没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里烤着火，避免风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璃，诗人—般的静默地鉴赏着雪花飞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满的吗？

抓住现实。只有现实是最宝贵的。

眼前雪花飞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现实的现实。

看呵！美丽的雪花在飞舞着呢。这就是我三年来相思着而不能见到的雪花。

 （选自鲁彦《雪》，有删改）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