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家对何为人性的思考，在论证人性的思维方法上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思维方式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运用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反思一下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思维方式。。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反思。在论证人性的上，孟子、二程、朱熹等采用了形而上的思考方式。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形而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康德详细地考查论证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感性提供对象的表象，其二是知性运用概念对这些表象作出判断，从而形成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既要包含先天的认识形式又要包含后天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康德又认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理性的一种误用。理性有一种天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对因果序列作出无限的追溯，直至脱离经验而直接作出判断。由于知识必须包含经验成分，所以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虽然是源于我们的认识本能，但由于没有经验成分，所形成的只是貌似知识的幻象。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下论证的反思。传统人性论，其论证大量引用了经验层面的东西。孟子论证人之性善，举例说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施以援手是由于人有恻隐之心。孟子这样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同样无法通过康德理性的检验。近代经验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感念和范畴得来的。显而易见，我们是无法获取全部经验的，因此这样的知识也仅仅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休谟的怀疑论。在康德看来，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成分，同时也必须有自己本身提供的概念和范畴。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并不因此就产生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没有概念，经验是盲目的，还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谓面向事情本身，实质上就是要剔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可以规避预先成见，按照直观的方式实现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我们仔细审视人类自身，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超越了人人欲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孟子所谓的人之性善。同样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关注趋利避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荀子所谓的人之恶。由此可以看出，运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之争，会使这一争论更加明确。

（摘编自孙旭武《对传统人性论指争的反思》）

“祖宗轴”是豫北滑县年画的三大种类（神像、“祖宗轴”、扇面画）之一。与其他年画一样，都是张贴于过年之时，但“祖宗轴”并没有装饰节日的功能，主要用于祭拜祖先、家族团聚，是敬祖文化的轴画形式。

祖宗轴”应该起源于魏晋时期。无论是铭文、壁画、祖庙或祠堂都可以称之为“祖宗轴”的前身”，这种不同形式的祖宗崇拜方式，承载的却是相同的精神内涵，并且传承千载、自成体系。

“祖宗轴”的画面图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家景，家景类的图案是以建筑物岗岔楼、牌坊等为主；另一类是坟景，坟景类的图案是以树、山为主。均配有松、柏、竹、鹤、寿、禄等图案或符号象征着长寿廷年和繁荣兴盛“祖宗轴”的画面中加入了香炉、供桌、蜡台等，显得肃穆、静谧，山水、牌坊和高高的台阶把自己在现实中的期许都搬到轴面上，尽量使其尽善尽美，显得阔气和排场，又窝意祖先已升入天堂。画面色彩以黑色为主色，庄重而肃穆。整幅画庄严大方，宁静祥和，这样的理想化的升平景象，既表示对先人的虔诚和追思，又张扬对家族兴旺的期待和祝愿。

祖先崇拜是实现道德教化的重受途径。在¨祖宗轴”前祭拜先祖时，子孙们要按照长幼、尊卑、亲疏之序排列行礼，实现了从宗教仪式向道德礼制的转仳，使孝道由家庭道德升华为社会道德、政治道德。

“祖宗轴”上先人的名字像树上的枝叶一样分布，关系的亲疏也一目了然。长幼有序的规则、族群互助的氛围，在这一拜之间建立与构筑，也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敬祖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向祖先祈福，而更多地在于明白我们自身。祭祀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黃帝，满足了亿万华人寻根、拜祖的虔诚心感，血脉的联系迺过对共冏祖先的祭拜得到肯定和加强。祭祀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符号，威为建构民族自我身份的重要纽带，推动了炎黄子孙“同根同源同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成为中华文明共同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崇拜祖先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东西，它跟尊奉其他的神不一样。尊重祖先实际上是尊重我们自己。豫北滑县“祖宗轴”年画上会写有“大德曰生”四个字，《中庸》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是一切之根本，对于每个个体的人来说，生命的存在，是天地间最大的德性。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父母的，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所以对个体生命要重视和爱惜，要珍爱生命，爱护身体。

（选编自韩霞吴祖鲲《敬祖文化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有删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祭祀以血脉为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祭祀先贤，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有宗子、行宗法、由同一父系成员聚合而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北宋程颐在士大夫阶层里倡导宗族祭祀，到了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叫敬宗；祭祀共同的先祖以聚合族人，即收族。敬宗收族，使宗族不仅成为族人与族人相交流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称之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就成了一种“血缘—社会”团体。

祠堂的功能之一就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如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是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祠堂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这是一种惩戒不良行为的方式。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到孝悌之礼等的熏陶。祭祀活动对族中成员起到了效法榜样或约束行为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并强化了家族的向心力。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渗透或暗示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连同牌楼照壁等建筑本身，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动植物图案，象征着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墀头上各式各样的“耕读”字样，引导着后人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在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诸多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进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一种文化虚构。相反，在对亲生父母的爱与敬的仪式中，在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伦常尊亲的追溯活动里，以及在对天地诸神的祭拜仪式上，祠堂都关系着古人对于人伦关系、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