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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婶做屋

刘国芳

李婶是大路李家人，但早几年，李婶就进城了。那年李婶的老伴在砖窑出事，人掉进了砖窑，把一双腿烧了。当时李婶家两个孩子还没长大，李婶为了生计，只好自己到城里来找事做，但年纪那么大，在城里找不到事。没法，李婶只好在城里卖东西，夏天卖仙年糕（凉粉的一种），冬天卖烧烤。

现在是夏天，李婶开着三轮车出门了，车上，除了两桶仙年糕，还坐着她老伴，老伴一双腿残了，装了假肢，他也经常跟李婶出来卖东西，腿不方便，但手还利索，可以帮李婶洗洗碗收收钱什么的。但这天一点都不顺，走哪儿，都碰到城管，不让摆。整个下午，也没赚到二十块钱。后来，大路李家一个叫李根的人看见李婶了，李根问：“生意好啵？”“不好。”李婶说。“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加层做屋，你也加吧，不加到时候吃亏。”李根说。“我哪天回去看看。”李婶说。

这天，李婶就开着三轮车回了一趟大路李家，不是她一个人去，老伴也坐在车上。其实，李婶已经碰到好几个村里人了，他们都告诉李婶，说他们大路李家要拆迁，村里人为了多赔些钱，家家户户都在加层。这加层就是在自己的房子上往上加，三层的房子加两层，两层的房子加三层。这样一加，房子就变成了五层，就可以让政府多赔些钱。这样的好事李婶当然不会放过，早就想回去，这天李根一说，李婶就回村了。到村里一看，村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样子，家家都在做屋。见了李婶，有人问：“你还不动手呀？”李婶问：“我们村到底会不会拆？”

对方说：“肯定会，隔壁王家村都拆了。”李婶又问：“那加层的房子也赔得到钱？”对方说：“有些村赔到了。”李婶嗯一声，回到自己家了，李婶的房子是一幢三层楼房，站在房子前，老伴说：“加两层要好多的钱。”李婶说：“六七万吧。”老伴说：“没钱呀，我们一万都拿不出来。”

李婶当然知道家里没钱，老伴出事后，砖厂赔了几十万，但李婶有两个儿子，李婶拿那些钱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当然，只是付了首付。两个儿子现在都结婚了，虽然也在做事，但赚到的钱一大半要付月供，他们也拿不出钱来加层做屋。

虽然没有钱，但李婶还是跟老伴说：“没钱也要加，别人加了，我们不加，到时吃大亏。”老伴说：“但拿不出钱呀。”李婶说：“借。”

半个月后，李婶家里动工了，两个儿子和媳妇也来了，他们确实没钱，但可以出力，一家人加上请来的工人，十来个人，于是李婶家也忙得热火朝天。

这天正忙着，一个人走了来，这人问着李婶说：“李婶，你听了啵，后山杨家村加层的房子都被钩机钩了。”李婶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对方说：“不允许加，乱加层违法。”李婶听了，不知如何是好，跟老伴说：“会不会这里才做好就被拆了？”老伴听了，也是乱了方寸，跟李婶说：“那还做什么，干脆不做了。”有人过来安慰他们，跟他们说：“不要紧，大家都加，法不责众。”李婶想想也是，指挥一伙人继续忙着。

十来天后，李婶家的房子也从三层变成五层了，但李婶担心的事，这天也发生了。村里来了几十个人，都穿制服，他们还开来几辆钩机，村口一户人家加层的房子，几分钟，就被钩机扒了两层。然后，一户又一户加层的房子都被扒了，包括李婶家的房子也不例外，李婶当然不想让他们扒，站在楼顶上不下来，但上来几个人，把李婶架了下来。然后钩机一响，不到十分钟，李婶加建的两层，就扒了。

那时候是傍晚，扒完李婶家的房子，他们就撤了。李婶的老伴在他们撤了后爬到了楼顶，明显，他想跳下来。李婶见了。大喊：“老头子，你想做什么？”说过，招呼两个儿子去拉老伴，随后，李婶也爬了上去，抱住老伴，李婶呜一声哭。这晚，李婶哭了一个夜晚，边哭边喊：“六七万呀，一下子就没了。”

后来，李婶没再哭，李婶跟老伴说：“老头子，回城去。”这时候东边现出了鱼肚白，李婶突突地开着三轮车，迎着那片光亮而去。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3期）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李婶做屋的过程，体现了她世俗的一面，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实。

B．小说运用“摇摆”手法，一波三折，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加深了小说的悲剧内涵。

C．小说无“善恶冲突”，淡化“美丑对立”，揭示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D．作者塑造李婶及村民“群像”，目的在于批判当代农民浅陋愚昧、自私自利的劣根性。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天人合一”观

——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钱穆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对人类求生存有重要贡献。
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而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天命是自然的规律和法则，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中国古人对“人生”与“天命”认识的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在此基础上，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而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人合一”观，是推进中国古代文化演进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而西方人则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天命”与“人生”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做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
中国文化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中国古代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如果我们今天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命”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依循天命。《论语》中，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认为违背了天理，必将遭祸。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会减少。换言之，人生的价值依乎天命而彰显，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这一观念，也为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如果人生远离天命，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

以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方“天”“人”分离观的发展对人类生存产生的不良影响，随现代科学的演进而愈显严重。

B．中国思想中，“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无“隐”“现”分别，导致中国古代没有宗教信仰。

C．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人生的要义是阐明天命，因而对天人关系理解的深度决定了人品德性的高度。

D．如果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就不能效法西方人，把“天命”与“人生”分开来看。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对中西方在天人关系上的不同理解作了总体阐述。

B．文章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言语，主要强调中国古代“天命”对人生的主宰作用。

C．文章举《庄子·齐物论》的例子论证了儒家和道家在天人观上的共性和差异性。

D．文章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论证“天人合一”观的内涵及意义，显示了严密的逻辑性。

【小题3】结合全文，请简要概括“天人合一”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民法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民法典编纂历来是成文法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如今，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举措。

从历史上看，民法法典化能够成为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场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民法法典化顺应了以集中立法承认和保障民事权利的需要。编纂民法典，可以将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固化在体系完备、逻辑周全的法律形式里，尽可能从立法上实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二是编纂民法典往往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现代工商业繁荣铺平道路。

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大变动之中,不具备制定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因此，立法机关首先制定了一批社会生活急需的民事单行法，待时机成熟，再考虑制定民法典。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很好效果，体现出立法智慧。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总则、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从各方面看，在民事法律基本形成体系、国家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编纂民法典已具备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人们期待编纂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来促进民事法律秩序更加健全，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编纂民法典既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不仅要刪繁就简，还要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就要继续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国是在21世纪编纂民法典。当今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传承，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更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符合工业时代需要，也要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体现民法典的民族性。民法典编纂要立足中国，体现民族特色。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中，融入民法典编纂全过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二是将我国独有的民事制度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摘编自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开始民法典编纂工作是顺应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

B．成文法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必然包含民法典的编纂，因为它一定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进而尽可能从立法上保障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

C．在制定民事单行法，到编纂民法典的法治建设进程中，表现出的立法智慧和科学精神，说明我国民法典编纂具备了较好的主观条件。

D．因为我国民事制度具有独特性，并且中华传统美德也需要从法律层面加以弘扬，所以，我国民法典编纂要立足国情，体现民族性。

【小题2】下列关于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民法典编纂的地位、民法法典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民法法典化历程三个角度，论证了我国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B．文章通过我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状况和当代社会状况的对比，论证了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观点。

C．文章使用了类比论证手法，通过法国民法典具有时代性的事实，指出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要注意体现信息时代的特征。

D．文章以民法典编纂要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为总纲，虽然对编纂必要性分析得很透彻，但却没有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编纂建议。

【小题3】根据原文信息，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市场秩序要得到规范，交易安全要得到保障，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要更加完善，就要完成民法典编纂工作。

B．不管民法典具有多少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它的编纂都不是一个国家建立之初，在法治建设中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

C．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早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因此我国民法典中对互联网的时代特征的体现会多于法国民法典。

D．在我国即将编纂的民法典中，不仅会全部保留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条文，也会增加针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新规定。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小题1】根据原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早期的歌是适合于抒发个体的情感，借助音乐可以使歌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的作用。

B．诗是政坛言说的产物并为西周的礼乐政治服务的，而早期的歌是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

C．诗在西周时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所以诗就具有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

D．“歌”向“诗”的转变，是因为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能满足通过礼乐教化臣民的需要。

【小题2】请结合文本，简述音乐和“歌”与“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