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征以族辞位，帝曰：“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

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今案新旧唐书各传。薛收谏猎，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孙伏伽谏元师律罪不当死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以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息。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帝纳之；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此皆见于各传者也。

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以太宗之天锡智勇，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士圭所云；“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

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子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新旧唐书》，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