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

[日]岸阳子

①中国自隋唐延续到20世纪初的科举制度，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官僚的制度，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高级官僚，参与中央政治。为了考科举，必须自幼上私塾。考生通过古典接触先贤言行，学习治世范例，将儒教思想体系化作自身的思维方式，自身的思想，通过反复习练，以成为国家体制的表现者，而获得这样的教养是做统治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②在旧中国具有这种教养的人，被称作“读书人”。“读书人”的理想就是通过科举，成为高级官僚——士大夫，参与政治，发挥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去实现更美好的社会。可以说“为天下苍生”就是他们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使这种学问的内容意义和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得以正当化。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如此执着于当官的理由。就这样，科举成为一种反复生产同质同类的知识分子的机制。在“士”与“读书人”同义的社会上，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即便像鲁迅笔下的主人公 那样的科举落第者，他们脑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是士大夫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③在这个讲演中，鲁迅首先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其为人如何，社会构造上知识分子是站在压迫者的一边的。知识阶级只有在真正认识自身的局限性之后，才可以作为一种过渡的存在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但其前提就是必须成为“真的知识分子”，即“觉悟的智识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通过这种自我认识的过程才能够在新世界拥有一席之地。

④鲁迅认为,“觉悟的智识者”首先必须正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要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就必须将自己的视点移至最受压迫的人——平民的立场。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一位中国大学教授,甚至对有人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要描写一个车夫而感到奇怪。鲁迅指摘,要他们与平民用同一视线来正视现实,实在不易。

⑤鲁迅还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必须追求真理,正视自身内部存在的普遍意志与儒学价值体系即士大夫意识形态的矛盾。只有深深认识到自己在社会构造上是站在压迫者一边的,而要不断地否定自身内部反复产出的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找到不与平民敌对的道路。至于那种光批判体制、议论平民文学,而对自身的社会位置从未产生疑问的知识分子,是难以置信的。

⑥再则,鲁迅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必须走出象牙之塔,为人类解放冲锋陷阵。他们不是在安全的场所讲授柏拉图、苏格拉底,而是不顾个人利害,替被剥夺文字的平民说话。当他的言说与变革力量相结合之时,当然会招来危险,而他是不惜牺牲的。

⑦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一书中写道,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先知先觉”将其之“知”传授给后两者，依此引发出他们内含的变革力量。这就是所谓的“知难行易”说。孙中山之说的真谛在于“先知先觉”能引发出“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内在的变革力量;与鲁迅同样,重视“先知先觉”就是重视“觉悟的智识者”的作用。不过孙中山在此并未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⑧鲁迅指出,知识分子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替平民来申诉平民的痛苦,也就是实现为平民代言的使命。鲁迅一贯通过文字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告发欺压他们的人。但那就是一个“(四万万的)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答有恒先生》)的时代。

⑨对于鲁迅来说,究竟是什么将他的文学行为与“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中国劳苦大众联系到一起的呢?鲁迅坚信,一名文学家为了他的写作这一行为,与大众一样受到压迫、杀害,与大众享有同样命运之时,文学才会与“目不识丁”的大众联系在一起。这种坚定的信念正是鲁迅晚年得以不屈不挠奋勇战斗的精神支柱。

⑩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与平民共命运就是意味着根本改变自己的存在。如若借用海老坂武在论述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时所用之语,可以说鲁迅也把中国革命作为寻求自我“生命价值的过程”。

⑪不仅是鲁迅,凡贴在中国革命前头的“觉悟的智识者”所走过的路,都显示出为解数人类的斗争也正是为创造新人的过程。对站在“今天和明天的交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那充满苦涩的革命之路又未尝不是他们自身的再生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