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拓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以宣纸紧覆在金石器物的文字、纹饰或器形上，然后以墨拓技法把器物原貌按1:1转移到平面宣纸上的特殊技艺。它对文字、纹饰、器形的复原表现真实清晰，且讲究墨色浓淡相宜。因此，传拓不仅具有照相机的功能，并且还能表现出古朴、不饰雕琢的审美意趣。传拓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是因为它具有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的传统传拓技艺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有关学者考证，我国的传拓技艺发轫于东汉末年，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如今所见实物拓本，以清末敦煌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石刻拓本为最早，上有永黴四年唐人手写题记。

我国金石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记录金石器物整体形状的重要性。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乾隆内府的《西清四鉴》等，都辑录描绘了古代器物的形状。然而，这些器物形状都是通过白描摹绘的方法刻印而成，在准确描述器物的真实状态方面尚存不足。最能表现金石器物整体的实际形状，同时又不失金石韵味的方法，是“金石器物全形拓技艺”（以下简称“全形拓”），这种技艺出现在清代中晚期。在此之前，所谓的拓本都是指传拓古器物一个平面上的图文。全形拓以墨拓作为主要手段，辅之以素描、剪纸和雕刻等技术，将古器物的立体形状复制表现在纸面上。全形拓将那些难得的器物以1:1的比例拓制下来，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存器、存史、补史。由于制作工艺复杂，传拓者对金石学、书法、绘画、雕刻以及传拓技艺等知识和技法都须全面掌握。因此，全形拓的学术价值和艺术水准较高，得者无不视若拱璧。

全形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文献价值。金石拓是文博、方志等单位对古器物著录、分类、文字与纹饰等整理研究的基础材料。二是科学价值。全形拓是科学资料的种特殊保存形式，是比照相机更能真实记录器物面貌的方式之一。三是艺术价值。全形拓通过书法和绘画的双重艺术形式，满足文人对金石雅趣的追求与鉴赏的需要。四是收藏价值。传拓制作的成品有极高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因此，全形拓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古器物本身，对全形拓技艺的发掘、研究和推广，就是对我国珍贵文物的一种有效保护和利用。全形拓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改进和创新，这门传统技艺的改革性传承对于全形拓的科学发展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传拓、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还需走向大众化，与书画、美术设计手段相结合，以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等作为载体，呈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选自张友海《略谈全形拓》，有改动）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__________________”；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藉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近来，不少研究发现，古老的北极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到本世纪中叶，北冰洋很可能会进入夏季无冰的时代，一片全新海洋正在形成。

全球气候变暖无疑是主要原因。据科学家测算，北极地区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1980年以来，局部升温甚至达3．5摄氏度，升温幅度大大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2摄氏度目标。2016年以来，北极中心区域冬季多次出现爆发性增温现象，使得2016～2017年北极年最大海冰覆盖范围达到了1979年以来的最低值，目前夏季海冰覆盖面积也缩小约30%。

北极升温和海冰的快速减少已经产生一系列显著影响。

首先，北极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在陆地上，积雪快速融化，植被覆盖增加，树线北移；在海洋里，温度和光照的增加促进了浮游植物的生长，鱼类等随之北上，渔业资源也北移。极地是全球生态安全的屏障，作为地球上的生态脆弱带，这些变化可能给寒冷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带来重大破坏。

其次，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循环过程发生极大改变。北极是目前地球上碳源汇格局变化最剧烈的地区。

碳源和碳汇分别指二氧化碳的释放源和吸收体。一方面，地表大量营养盐物质在冰层融化后被冲刷入海，开阔海域面积和持续时间增加，都有利于海洋植物的生长，加强了碳从海洋表层向深层的转移和埋藏，这一将碳“抽”入海底的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海洋生物泵”；另一方面，冻土层加速融化加剧了土壤中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释放，海域的扩张也加大了浮游生物对二甲基硫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见，碳源和碳汇在北极都有所增加。总体来说，北冰洋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汇”，但这个“汇”涉及上述陆地与海洋物质交换的多种过程，未来究竟会如何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

最后，北极地区发生的海－冰－气相互作用过程也对北半球的气候和极端天气产生了影响。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会导致北半球冬季大气环流场的变化，造成中纬度气压降低和高纬度气压升高，给北半球国家带来频繁的寒潮与暴雪，甚至影响雾霾的扩散。此外，冰层的融化也会导致海平面的升高。

北极的快速变化也能带来新的经济机遇：北极航道通航能力增强，油气、渔业等资源开采的条件将大为改善。然而，对于北极，我们已知的还很少，未知的还太多。未来，对北极变化情况及其生态效应影响还需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各国也应立足长远，为应对气候变化、规范北极治理积极展开磋商和合作。

（摘编自陈建芳《正在消失的北极冰川》，《人民日报》2019年05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