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的文化精神

胡晓明

①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②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③“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家，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是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

④《尚书》里说“惟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是目的，以人为本，没有什么东西更可以高于人性的生命存在，凌驾于人本身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说的“天地良心”的涵义。

⑤陶渊明有一首诗专门咏荆轲: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对荆轲的人格，表示了很高的评价。陶渊明之咏荆轲，是反暴秦，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是把人道人性看得高于君王之统。而陶之所以要虚构一个桃花源，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所以桃源世界，是人性的世界，是高于秦始皇专制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所以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与静穆冲淡的美，在根基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矛盾，都是讲人性的自由，人道的庄严与尊贵。

⑥李白特别敬重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跟陶渊明咏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是一样的意思。他平交王侯，傲睨巢由，仰天大笑，高尊布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人性高贵、人格尊严的精神，成为吾国诗歌思想史上的最明亮的星空。

⑦中国人看历史，看自然，看人生，都有一种温情，都有一种善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文学，具有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⑧《诗经》里有一首小诗，《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子与夫君相见。诗人以眼前那风雨飘摇之中小动物之间一种相互的温情，来作为诗的起兴，真是有无限深微美好的情意，充满人间温情。

 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止是白居易与素不相识的琵琶女，所有的中国诗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人。笔记小说里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天天躲在田螺里，为一个老实勤劳而孤独的年轻人烧饭洗衣，老实的青年有一天终于看到了田螺姑娘，问她为何要来相帮，田螺姑娘回答说：“天遣小女，哀君鳏独。”“哀君鳏独”四字，正是中国人性体现。所以中国诗人正是人间的“田螺姑娘”，代表着人间恒有的温情与善意。

（节选自胡晓明《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有删改）

让历史文化滋养当下

今年元旦，一部系统展现中国文物体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开播，牵引观众目光跨越华夏大地八千年历史；正月初一，一部演绎中国历史传统诗词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火爆荧屏，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带领观众传唱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艺创作，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发掘了真实的文化精神，用影视作品对过往优秀事物进行了梳理与传扬，以此激起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人们面向未来的共识与期待，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时代，都必然自过往的岁月行进而来。先人的创造与发明，前人的经历与精神，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当下的选择。在历史给予的力量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在与历史的对望中看清来路、认清自己，在对历史的推动中完善进步、创造未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担当。对历史怀有同情和理解，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浸润，更是艺术之花得以绽放的重要通途。遵循真实的历史框架，为创作获得丰富的素材空间与扎实的受众认同，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选择历史题材时首要看重的原则。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开创与发展时期令无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唐明皇》《雍正王朝》等，到二十世纪以来在新旧媒介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下依然脱颖而出的《孔子》等，真实的历史框架总是能给艺术带来丰厚的创作土壤，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与认真思考，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产生掷地有声的心灵回应。

发掘真实的历史精神，寻求宝贵的历史价值，为艺术审美带来丰富的精神感触，为社会发展带来崇高的文化气质，这是第二重值得历史题材创作者积极探索的话题。古代历史题材中那些或风骨高洁，或胸怀天下，或壮志凌云，或故土情深的人物形象，近现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舍生取义、一心为公、为国牺牲、为民捐躯的英雄精神，当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视野开阔、自信开放、不断创新、追求理想的时代场景，在《闯关东》《十月围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里，在《金山》《千年菩提路》《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纪录片里，在《朗读者》《信·中国》《经典咏流传》这样的综艺节目中，实现了对当下的有效融入，完成了与当下的有效对话，让今人的精神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

了解真实的历史源流，不忘真实的历史伤痛，反思真实的历史问题，展现真实的历史华章，传承并弘扬优秀的文化脉络，为中华民族带来身份认同的增强，为中国民众带来凝聚力的提升，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创作时的重要共识。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在15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瓷器制作中，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崩乐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了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