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子

楸　立

我叫陈延安，但我还有好多名字，比如王海、吴小洲、常京京、霍小武等等。这些名字都是在我每次换新家后，爸妈起的。我不知道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清楚爸妈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说过我经常搬家，今天在上海，明天到常州，半年后又到了南京。我和爸爸手里那只褐色的老皮箱一起，无声地四处漂泊。爸妈的真实名字我不知道。我叫王海时，爸爸叫老王，叫吴小洲时，他自然就随我姓吴了。妈妈长得很美，我的记忆里妈妈很少说话，她总像爸爸的助手。

爸爸妈妈出去办事时，把我一个人锁在木屋里。白天从窗子上向外张望，马路上小孩子们穿着花衣服，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手牵手上幼稚园、去戏院，我心里就好羡慕。这些对于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和孩子们交朋友，不能和周围的人说话，甚至在楼下的空地里晒太阳也是不允许的。

巷口有几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女孩，正在跳房子做游戏，我在窗子里向她们摆手，可她们看不到我，能和她们一起玩该有多好呀！这时门开了，妈妈走进来，我急忙把手藏到身后。晚上，我蜷缩在被子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屋檐上猫的叫声那么瘆人，角落里总有个黑影张牙舞爪地准备吞噬我，我把被子蒙起来动也不动，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自己的心跳和喘息声。

不要认为我是个被遗弃和拐来的孩子，我是爸妈亲生的，他们很疼我、很爱我，一家人在一起时，爸爸亲着我的小脸蛋说：“孩子，你长大了就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了。”

我爱做梦，梦中经常听到滴滴的声音，有一次问妈妈：“家里的表坏了吗？”妈妈说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可我的耳朵好好的。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在这座城市换了三个地方，爸妈分头出去的时间多了起来。一天深夜，我在被子里听到妈妈和刚进门的爸爸小声谈话，好像什么人变坏了，中央让赶快转移。

妈妈问：“什么时候走？”爸爸坐在床沿上低头吸口烟说：“明天你先走，我去把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我看到妈妈从老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递给爸爸。

天刚发亮，爸爸就出去了，妈妈为我穿好衣服，拎起那只皮箱领我下了楼。我的小手被她牵着，上了一辆黄包车，我抬头望了望住了仅十几天的老木屋。

黄包车到了江边码头，我和妈妈登上一艘油轮，妈妈时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焦急地盯着码头，却始终不见爸爸的影子，我也开始为爸爸担心起来。油轮的汽笛叫了三次了，码头上忽然来了好多宪兵和军警。他们向油轮奔来，妈妈抱紧我，亲了亲我的脸，对我说：“孩子，在这里不要动，不许哭，会有人接你，妈妈要走了。”我看到妈妈坦然地走上码头，一个瘦脸男人指着妈妈说了什么，军警就把她押上了汽车。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没哭。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我身旁站着个高个子叔叔，他说是爸爸让他来接我的。我和他到了一个地方下了船，换上汽车，然后是马车，走了好多天，来到了到处是山的地方，山上还有宝塔，一切都那么新鲜。

高个子叔叔领着我，到了周伯伯那里。周伯伯从我的衣角里面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密密匝匝写满了数字和字母。

我住进了宽敞的窑洞，这里有学校，学校里有好多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我不再孤单了。可到夜里，我总是梦到爸爸妈妈。我弄醒一旁的罗陕北，问道：“小北，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

小北说：“我想。”然后，我们就哭出声来，把所有的孩子都闹醒了，孩子们都哭喊着要爸爸妈妈。

第二天，周伯伯来了，他身旁跟着位慈祥的阿姨。周伯伯来到我们中间，那位阿姨拉着我和罗陕北的手说：“小朋友们，你们的爸爸妈妈离开了你们，学校的老师、阿姨都是你们的亲人，孩子们，我就做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所有的孩子一齐喊：“妈妈，妈妈！”声音漫山回荡……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湾区的概念由此而来。一般来说，湾区都需具备高度发达开放的经济、突出的海洋特征、优质的生活环境、集聚的创新资源以及区域内部高度融合等要素。例如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以只占全国0.4%的土地，承载了美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国内六分之一的GDP，分布着50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以及“硅谷”等世界科技创新高地。早在2015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就达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已经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是亚太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方。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云贤《新格局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要赶上国际一流湾区，需要做好创新引领工作。比如寻求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改造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这也都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外，要把治理规则的制定提上日程。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有科学的治理规则和标准。要加快各个新业态、新行业的标准制定，否则必然产生野蛮生长现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新科技，也需要新的生产标准，更需要新的市场规则，粤港澳大湾区离不开新标准、新规则的制定。

（《2017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观点集萃》，《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7日）

湾区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其开放性吸引着无数创业者和投资者，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动力源。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可更好灺对接海外先进技术、人才，增强有效供给。同时，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加速“走出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点，在于提高协调能力与形成合作机制。要有效地促进各方相互合作，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与建设等可以先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说。对于涵盖了9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推动多方形成合力瞄准共同利益寻找增量，形成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是题中应有之义。

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要根据各自特长来发展特色经济。他建议，深圳可以参照旧金山的做法，主打科技金融，而广州最适合打造商贸中心和服务创新中心，建立债券交易平台和贸易平台，对整个湾区的金融资源进行优势补充。

（《83个关键词，寄语大湾区》）

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刘诚龙

章太炎先因其个性特立独行，被人目为章疯子。诚如其自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是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太炎先生是神经病，首先是因为其敢想敢说。比如说，社会爱的是尧舜，恨的是桀纣，而太炎先生却放言高论：“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他希望清政府从皇帝到保长个个暴戾无比，比夏桀商纣过之；都因太炎先生反满之故，盼望清政府“多行不义必自毙”、“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太炎先生因为革命意志曾经十分坚定，与其老师也断绝了师生关系。他从师俞曲园先生7 年有余，师生情谊甚是深厚，此后太炎先生出乡梓，流日本，与其师不见者十又余年，一日归省恩师，被俞老师臭骂了一顿，话语难堪死了：“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且十分绝情，要永断师生关系，说“曲园无是弟子”。惹得太炎先生生了点毛毛火，做了一篇《谢本师》。谢者，非谢谢也，乃谢绝也，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弟子，那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在太炎先生那里，师情，我所欲也；革命，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师情而取革命也。

非常吊诡的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周作人也写过一篇《谢本师》，因为太炎先生后来思想渐趋保守，将“汉奸”曾国藩尊为“人伦模范”，引起了其时革命性很高的周作人的强烈不满：“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敢自嘲者真名士。太炎先生因反满，而国家国家，国已非家。国这个家，已不容他了，所以，他出走日本。到了日本，生活曾经极度困窘，常常是一连好几天都冷火冷灶，举不了火，每天买一块小麦饼过日子，穿在身上的衣服，盖在肚皮上的被子，也有三年而未洗的，“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依然不思悔改，性情也不曾稍改，他与日本人山根虎次郎一起办报，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就斥诸武斗，互挥老拳。又常常上街，高呼“反革命”口号，多次差点进局子。一日，日本警察来查户口，叫填写调查表，太炎先生一挥而就，填的是：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太炎先生并非私生子，本来是私生子者都极力遮掩，非私生子而敢以私生子给自己头上扣粪，太炎先生可能是千古一人吧。

鲁迅先生曾经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实，在革命家与学问家的中间，太炎先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宦家。他与袁世凯恩怨两难忘却。袁欲复辟帝制，太炎先生曾于1 91 4 年元月七日，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传达室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此后袁下令对章太炎监禁，两人因大义而交恶。

其实，在此之前，太炎先生与袁世凯曾有过一段蜜月，他曾致书袁世凯，力陈人才之重要，袁世凯看了很高兴，于1912 年委任他为东北筹边使。太炎先生获得了这一任命，高兴地往长春走马上任了。太炎先生本色是书生，哪知道这所谓筹边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装相罢了，可是，他不太懂，上任之时，想象场面一定隆重欢迎、热烈欢迎的，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惹得太炎先生大发雷霆：“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区官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国民政府。”太炎先生还真把这帽子当回事了，可是呢，吉林都督陈昭常，也不抗辩，只是微微一哂。这不是自找难堪？

（有删节）

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竞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荀子》的礼治论。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