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客

欧阳明

夜里下过小雨，地里吸足了水分。太阳一早就出来了，暖乎乎的。地早翻出来了，种子也早备好了，总算等到这样一个播种的好天气啦！

可老王下不了地，得陪亲家！

亲家三天前就来了，一个人，说是想看看外孙。

亲家母咋没来呢？见面的时候，老王问。

上庙子去了。亲家说。

亲家有一年多没过来了。几十里远呢，来一趟不容易。老王就打肿脸充胖子，大鱼大肉地款待，还放下农活，陪亲家东拉西扯摆闲龙门阵。

原以为亲家看看外孙就会走，可三天过去了，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

老伴脸上早就挂不住了，昨晚对老王说，是不是吃好了，不想走？要不，明天就不办酒办肉了？

不办显得我们小气。老王说。

没钱了，咋办嘛？

借！估计明天就会走了。老王说。

可吃过早饭，亲家还是没走的意思。看着大好天气就这么白白溜走，老王急得发毛，但面子上却不敢表露出来，只能笑眯眯地，继续陪着亲家东拉西扯地闲聊。

老王，过来提潲桶！

老王刚把卷好的叶子烟递给亲家，就听见老伴在灶屋里喊。

一进灶屋，老伴就咬着老王的耳朵，小声说，别陪他摆龙门阵了，想法让他走！一边说，一边拿眼去瞟灶屋的门口。

他不说走，有啥办法？总不能直接叫他走吧？老王说。

管你的，不叫他走，我就走！老伴说完，自己提着潲桶去了猪圈。即刻，猪圈里就传来了猪的叫声和老伴的骂声，死瘟丧，叫啥？只晓得吃，又不长肉，明天弄去杀了你，看你还叫不叫！

老王怕亲家听到老伴的骂声怄气，赶忙给亲家把烟点上。然后，搬了条凳子，坐在亲家对面。看亲家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心里才踏实了许多。

几口烟过后，老王叭地一声，吐出一口酽痰，用鞋底来回磨了三次。然后，清了清牛毛肚一样粗糙的嗓子，对亲家说，亲家母到庙子住多久啊？

一周，说是打佛七。

老王知道，打佛七就是到庙子念经，要七天。就哦了一声，顿了顿，又问，你家地里下种没有？

没有。

再不种就错过季节，没啥收成了。

错过就算了，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亲家说。吐出一团白烟。

老王突然找不到话说。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像在喊痛。

这时，院子里突然来了几只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不停地在树枝上跳上跳下的。鸟们叫喳了一会儿，就轰地一声飞走了。但没过多久，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地又叫。

老王抬头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弯腰捡起几块瓦片。

做啥呢？亲家问。

赶鸟！狗日的，要走不走的，叫得人心烦！老王说完，手中的瓦片就飞了出去。鸟受到惊吓，轰地一声，全飞走了。走了，就没再回来。

亲家无语，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也像在喊痛。

连续抽了几口烟后，亲家突然起身，烟锅往凳子上狠狠地一敲，将里面的半截叶子烟磕在地上，狠狠踩了几下，就往外走。

做啥呢？老王问。

回家！

反正你也不忙，再多住几天嘛。老王劝。

不了，得回去看看田里的水。亲家说。

当地农村，喜欢在谷子收割前，把田里的水放干，待打完谷子后，再种上一季油菜，好多点收入。

以前没放嗦？老王问。

放了，口子挖浅了，狗日的，要流不流的！亲家说。说完，拍了拍屁股上面的灰，抬脚就冲出了院坝，头也没回。

望着亲家的背影，老王笑得像颗核桃。

（选自《四川文学》2011第1期《送客》）

材料一：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留守儿童一词出现之初并未得到太多关注。1993年到2003年相关的文章仅有6篇。2002年以后国内主流媒体开始关注和报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报道了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到2004年新春开学之际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同样的一条新闻，如果选取不同的新闻报道体裁写出来可能会产生全然不同的传播效果。报道文体的选取可以显示出媒体对于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

表1 《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的各年报道数量及占比统计

表2 《人民日报》2003-2012年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体裁统计

（摘编自《〈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报道研究》，2015年1月5日人民网）

材料二：

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千万留守儿童。2016年底，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通知》。

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是监护不力，九年义务教育难以保证。据统计，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农村学校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

二是缺乏抚慰，身心健康令人堪忧。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11.4%的孩子称自己父母离世，这一比率明显高于中国年平均死亡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南方沿海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

三是疏于照顾，人身安全不容忽视。监护责任不落实，监护人缺乏防范意识，儿童防护能力弱，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女孩受到性侵害又不能及时得到父母帮助，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摘编自《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2007年9月7日***新闻网）

试论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

张介明

脱胎于神话和史诗的西方小说，从来就与戏剧有着天然联系。叶芝曾说：“一切艺术分析到最后显然都是戏剧。”我们从莫泊桑的小说中的戏剧性就可以看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在叙事方式上的反映。

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的结构上，莫泊桑小说一开始往往有一个戏剧式的序幕作为引子。《羊脂球》的“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军队零零落落穿城而过”，《米隆老爹》中男主人公因眼前的葡萄藤触景生情，想起了十几年前被敌人枪杀的米隆老爹......都是引子类的开场白。紧接着引子的则是“戏”的开端，旨在介绍人物所处的环境、社会地位、阶层，为随后切入正题做准备。如《羊脂球》就是一幅普军进城前夕法军溃败的典型背景，整个城市到处弥漫硝烟和恐怖。戏剧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一辆马车十个人，其中诸如绅士、商人、民主党人、修女、贵夫人这样的上流社会的精英，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妓女羊脂球在车至多特镇发生了冲突，前者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劝说羊脂球对普军军官的非礼要求就范，他们的自私虚伪暴露无遗，而与此同时，羊脂球的善良、沉着、自尊和爱国精神也在比较中凸现。

这种矛盾冲突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结”：“指故事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而接下去就是“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的部分”的“解”。限于篇幅，莫泊桑的小说中的“解”都迅速而又简短。《羊脂球》中以“笨重的车晃动起来，旅行又开始了”一句话，把前夜以大量笔墨描写的那些人费尽心机、赤裸裸的劝说与含蓄的“滑稽剧”的表演都迅速地了结了，最值得称道的是，莫泊桑小说经常安排一个戏剧式的余音。《羊脂球》最后一幕是重新上路后那些变了嘴脸的正人君子自顾自地大嚼大喝，全然不顾挨着饿的、并因违心而哭的羊脂球，所形成的对比使小说含义深化。

这种在有限的篇幅内情节紧凑，张力突出的结构特点，就是所谓的戏剧结构。实际上小说开始时就故事的本身来说已经临近高潮，到达高潮后又迅速地结束，这种戏剧式结构是小说高效运作的方式之一。

莫泊桑小说戏剧性的另一个特点体现在场景、情节之中，我们知道，尽管十七世纪法国的布瓦诺所提倡的戏剧“三一律”法则，因其束缚剧作家的手脚，从面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诟病。但对有赖于舞台表演的戏剧来说，“三一律”还是包含着较多的合理性。而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也在高度凝练中契合了戏剧的集中要求。莫泊桑的小说一般人物不多，且由一个主要任务按单一的情节发展反映一个主题。除了《一生》《俊友》等长篇小说外，他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一露面性格就基本成型。他无意在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如阿契尔所说，小说家放弃“用增长或者衰退的方式来描绘渐变的方便，那么他就是放弃了他天生的权利，而去侵占了剧作家的领域”。显然，莫泊桑在小说中不着意渲染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借用戏剧的手法。爱·缪尔曾说：“戏剧性小说中，场景之所以孤立的原因是极为明显的，只有在一个完全闭锁的舞台上，它所描绘的冲突才能必然地发生，发展和终结。”著名的《羊脂球》堪称其小说中场景集中的典型。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身份而又处境迥然有别的十个人，要不是战乱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即使在战乱期间，倘若不设置一个逃难的情节也很难呆在一起。从取材角度讲，一辆马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纷繁复杂的社会的一个切片；从场景安排上讲，一辆四匹马拉的驿车，就是一个小舞台。这种巧妙的构思委实达到了戏剧浓缩、集中的舞台效果。

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还显示在对行动、突变、巧合等戏剧手法的运用上，我们不清楚莫泊桑是否研究过戏剧，但他与友人合作导演过三幕风俗剧，至少说明他对戏剧并不陌生。而戏剧中的突变、巧合得以构成，本质上是与符合人物性格的行动分不开的。

至于“巧合”，本来似乎是戏剧的专利，因为它是创造戏剧性的重要手段。如《十日谈》中费得里哥的故事。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一朝来访，费得里哥自然受宠若惊，唯恐招待不周，但苦于家徒四壁，只能忍痛把自己心爱的山鹰杀了招待对方；殊不知对方就是为了找寻山鹰而来，所以当费得里哥把煮熟的山鹰端上来时，人物的情感陡增波澜，这正是所谓的戏剧性效果。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的梳子和表带都与山鹰同义，莫泊桑《项链》中的项链也有类似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前面两例都是所谓“反巧合”，即巧合的巧合，人为的痕迹很明显，而莫泊桑所用的则是自然的巧合。

莫泊桑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学样式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用叙述作为自己表达的主要方式的小说，在近代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文体，实在是广收博纳，尤其是“吸收、汲取了戏剧的养料之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