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规模走向世界

陈 原

从今年10月开始，比利时各地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舞台。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典雅的牌楼竖立在市中心广场，茶室茶亭弥漫着浓郁的茶香，各大小展览馆不断展示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精品，各剧院不时演出中国的话剧、戏曲、舞蹈、木偶、皮影、武术等，中国电影在这里上演，莫言、余华、叶延滨等中国著名作家也来到这里访问，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化讲座在这里陆续亮相。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举行！

比利时皇家大剧院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它雄踞布鲁塞尔的最高处，除教堂之外，129米的总高度使它成为欧洲现存最高的古典建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古典建筑悬挂着巨幅中国山水画，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巨作的作者就是徐龙森，他近年来创作的10幅山水巨作这次都展现在欧洲观众眼前，高十多米，让人感觉恍若置身群山之间。比利时视觉艺术家科恩感慨道：“这些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置身这里的群山之中，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法呼吸。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时空的错位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汉学家魏查理说：“看到这些画，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仿佛到了四川或者福建。这些画既传统又现代，把它们与这座古老的建筑放在一起显得很和谐。”

徐龙森的画作显示出艺术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的体验。展示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就是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主旨。这儿已经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概念，从过去文学艺术的小范畴，扩展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文学、舞蹈、戏曲、话剧、木偶、杂技、皮影、交响乐、民乐、电影、美术、书法、摄影之外，还有园林、中医、建筑、文物、茶艺、日常生活等，无所不包，可以让欧洲观众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人。

欧洲观众的文化素养很高，他们对文化展览和演出都要求清楚其来龙去脉，追究文化背后的历史和生活。因此，讲座和研讨会也是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专家的大量讲解，让欧洲观众深入了解相关知识，并与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互动，沟通双方的感情，弥补文化方面的差异。已经举办过的讲座和研讨会，总是座无虚席，发言、提问踊跃，问题很详细，表现出听众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热情。

在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中，中国与比利时的文化对话特别引人关注，对话的表现方式是将中国艺术与比利时艺术同台展出，或者联合演出。从这些对话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文化背后的生命状态。“事物状态——中比当代艺术交流展”选择了中国艺术家26位，比利时艺术家24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看后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实在令人赞叹。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说，从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到这次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都是双方共同举办的，这样的形式比中国主办更具影响力，可以深入所在国的社会，在主流剧院和展览馆进行。这些文化活动，不但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全面地推向世界，而且也注重介绍中国的当代文化创造，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

除了重大的艺术节外，目前中国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的7个文化中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中心，展示中国文化是一种常态。中国文化大规模走出去正在成为现实！

今天的比利时，在机场，你会听见一声轻轻的中国话问候；在咖啡馆，或许服务员会向你要一元中国“小费”留作纪念；在巧克力店，人们可能会询问你来自何方，当听见北京时，你会听见一句惊呼：啊，奥林匹克！这就是今天的比利时，中国文化在这里落地开花。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嫦娥探月工程作为中国最具标志性大型科学研究项目之一，在扩展中国航天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完成（本质上鹊桥号中继卫星也属于嫦娥四号工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中国航天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科学方面，嫦娥四号的低射频电探测仪与荷兰合作，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与德国合作，中性原子探测仪和瑞典合作，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与沙特合作。在任务完成后，嫦娥四号收集来的一手科研数据将会对外全部公开，欢迎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研究。嫦娥工程是近些年中国航天在国际上最大的一张名片，是我国航天对外开放吸引合作的最佳平台。

因而，嫦娥四号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它的科学和工程意义，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重大突破。

（选自《中国科普博览》，有删改）

问：下一步我国的探月工程及深空探测还有哪些“大动作”？何时能实现载人登月？

欧阳自远：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除了探月外，还将开展火星探测。其中的月球探测分为“探”“登”“驻”三大阶段，目前开展的探月工程属于“探”的阶段，即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又分为“绕”“落”“回”三期，嫦娥一号、二号执行“绕”月任务，嫦娥三号、四号执行“落”月任务，嫦娥五号、六号执行“回”，即采样返回的任务。

问：航天和深空探测是高技术也是高风险的事业，对于不可避免的失利和挫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认识？

欧阳自远：对于最为复杂、最高精尖的航天科技来说，进军宇宙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一个小环节上的差池就可能导致发射任务失败。还记得嫦娥一号发射的时候，我手心止不住地出汗，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得很。嫦娥二号发射的时候，我也特别揪心，它孤独地绕着太阳飞，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每天我都在心里祈祷，祝它一路平安。

其实在月球探测史上，20世纪共进行了108次发射，其中成功52次，成功率为48％。火星探测的成功率更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美国的航天飞机先后有两架发生了爆炸，共有14名宇航员遇难。不经历失败怎获得成功？失败也是中国航天必须接受的，但失败并不会阻挡中国航天事业探索的脚步。正如钱学森所说：“科学实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选自《中国一定要飞得更远：访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有删改）

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的信念不能动摇。不可否认，科技发展与运用的征程，并不总是撒满迷幻、温暖的玫瑰色。科技进步是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成果，科技成果共享之路上也需要披荆斩棘。有些科幻小说家无奈地写下“未来已来，只是分布得还不够均匀”的文字，一方面，高新技术不断制造着“未来感”，信息和技术的加速流通让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另一方面，个别国家加紧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甚至围堵、封杀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试图人为制造技术壁垒和数字鸿沟。当“技术博弈”甚至是“科技冷战”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人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

中国航天技术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大家真诚携手，一路同行。人类历史上很多科技创新成果，都是在开放、交流、合作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进而造福世界。当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堪为全球共塑经济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选自《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赋能》，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