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如莲

雪小禅

喜与悦，两个字都妙。我喜欢这两个字，喜字就是俗世里的好，是馒头上的那点红，透着欢快，透着喜欢。悦是禅意，是初雪的曼妙，是你与我初相见，刹那间的天崩与地裂。

喜悦是这样的好，大雪压住红尘，一个人在屋子里围炉煮雪问禅意，墙角的梅花透着清香，翻看一本老相册，听一段上世纪 30 年代录制的老唱片，给朋友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下雪啦。

喜悦是这样的美，有老友，10 年不见，忽然一日扣了门环。见到两下都怔住，从前的那个少年，如今手牵了小儿站在门外，笑逐颜开地介绍：囡囡，快，叫小姨。瞬间，眼睛就湿了。

喜悦还是，和三五知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半夜里跑到大街上吃烧烤，一人5瓶啤酒摆开，不用杯子，就这样边喝边聊，把爱情说上三千年，直到口也干舌也燥，直到泪眼朦胧。我见喜悦，是薄雾中的荷，淡淡的，旁逸斜出，透着人世间的欢与愁；喜悦见我，是一低头的羞涩，是一举手的婀娜。

几年前，我曾是那自以为深沉的人，一脸的忧郁与茫然，与人说话，必然引经据典，处处不忘卖弄与显摆；同学聚会，我定要去买新衣做头发，生怕别人说出半句不好。这丝丝虚荣心是我的铠甲，处处透着虚张声势。

去年，我去旅游，车在高速上飞奔，被撞倒时，我还正听着一段小夜曲。醒来时，大夫伸出一个手指问：这是几？

我看到两个手指头，然后笑她：你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 3 岁儿童。旁边一同来的女友抱住我哭，我扭头看周围，全是我的朋友与亲人。他们说，你有一个小时不省人事，我们以为，你不在了。

刹那间，我恍如隔世。

我有一个小时，是在天堂了，如果无法醒来，我就是那边的人了。

我从此懂得，这余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赚来的，我要善待自己，要善待周围每一个人。从前，我对朋友挑三拣四；但现在，我常常以喜悦之心对待所有人、所有事。

朋友说我变了，变得这样随和喜气；家人说我变了，变得这样体贴与关怀。我才知喜悦的好，喜悦，不是一个人的喜悦，是我把喜悦生于内心，传播于人间的一种暖意。

早晨上班，我步行。看到有老夫妻相扶着散步，看到孩童背书包上学，看到早春新发的芽，我喜悦。因为，又是一年春来早，又是一天如此美妙。

上班，我和同事共同做了一个表，喜悦！因为同事说，本来这个表要两天做完，没有想到半天就搞定了。

下班，去菜市场，黄昏了，出摊儿的都摆了出来，九头鸟炸鸡排第三家最好吃，麻辣鸭脖子是“老武汉”做得最好。卖菜的一溜摆出来，红的红，绿的绿，上面淋了水，更显得那 样妩媚，有年轻女子提着一捆菜前面走，我看着女子提着满篮不重不轻的俗绿，竟然觉得她是诗意的。

一个小女孩子，不停地翻阅着路边每秆草茎的腋下，寻找那种艳红的小浆果，然后将其捏碎，酒红色的汁滴在椭形的指甲上，慢慢染成一圈儿淡淡的蔻丹。那是街道边上的另一景， 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年，也曾经这样染过蔻丹。

这生活，是这样的美，这样的艳，这样的让人喜悦，我慢慢走着，提着红的红绿的绿的菜，唱着戏。黄昏里，一个喜悦如莲的女子，心情散淡，眼角眉梢间，有情，有义，有爱。如果你恰巧路过我身边，我会说：嗨，你也在这里吗？

（有删改）

公正既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又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公正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古代人对“公正”与“正义”的痴迷，东西方相同。古代人的智力尚未发展到精密区分的程度，在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公正”与“正义”通用。

西方人对公正的学术表达，一般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公正是一种免于极端的中间状态，中国的翻译者也将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翻译为“中庸”，这也许是古代中西相通的一种表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称，“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极穷会觊觎他人的财产，易犯小罪，极富则恣意妄为，易犯大罪。唯有中产阶级才具有中庸的美德，是城邦最好的统治者。相似的表述同样存在于《论语》之中，“过犹不及”是最精练的提法，相似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佳的状态则是“中行”。年少时，血气未定，壮年时，血气方刚，年老时，血气已衰。因此，要做个君子，就必须在不同时期要“三戒”：戒色、戒斗和戒得。

西方后世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归结为两个基本范畴：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是讲一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的身份、财富、地位和才能成正比的关系。几个人合伙做生意，投钱多的人得到的回报就越高。分配正义是贵族政治下的正义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矫正正义是讲原本平等的人因为他种原因而不再平等，比如杀人与被杀，打人与被打，那么就需要矫正，将不当多得一方的所得矫正给不当所失的另外一方。矫正正义是平民政治下的正义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后世的法学家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当哈特把“法治”理解为“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时候，他对正义的看法也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前者类似于矫正正义，后者类似于分配正义。

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开宗明义地说，法学就是关于正义的学说，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他的应得。法律的基本原理有三：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康德则把优士丁尼的三原则衍生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三个公式，第一，“正直的生活”，换言之，人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他人达成目的的手段。这是“我”的生活准则。第二，“不侵犯任何人”，这是社会交往的一般原则，涉及“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属于公法的范畴。第三，“把各人自己的东西归还给他自己”，这是指我自己与他人一起加入到生活的生活，涉及“我”与“特定他人”的关系，属于私法的范畴。这样，“我——特定他人——不特定外在世界”的三维关系如果和谐一致了，就可以达成正义的法律秩序。

（选自徐爱国的《“法律与公正”的古今观念比较》，有删节）

坐在小巷中

虹珊

要离开丽江的前一天，我在它的一个小巷子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回想这一路，每一步，我似乎无时无刻是在听从内心的调速。内心掌控着语言和行为，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我奔丽江而来，原以为没有任何刻意，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希望的是能够一脚踏进远古，与精神上所追求的所谓安静、古典、明净、幽雅等等高度契合或相印。因为，一直以来，我以为，这些就是我最为崇尚的个性特征。

那么，在丽江，在最接近远古的驿途中，我究竟收集到了什么?春天花朵般密集的脸庞，夏天河流一样不息的语音，这些我都看到了听到了，然而，它们的无休无止和循环往复，使得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最终竟虚幻得像晃动在夜空下的水中月，是那么地令人生疑。

我，是否真的走进过这座古城？

似乎没有答案。东河从我的眼皮底下淌过，绿色的水草像美人扭动的腰肢。在我的身后，就是中河，在那里，茂盛的垂柳顺着长满青苔的石壁长长地弯向浅浅流淌的水中。而在这两条河之间，横亘着无数条被踩磨得化石般闪亮的石板路，上面正行走着来自五湖四海缤纷的脚步。

我有些弄不明白自己了，为什么要追踪几千里，去经历一个看似重复的经历？其实，仔细想想，它与以往的许多情形并无二致，甚至，与我坐在家里游历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也有几分相似。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在离开丽江很久以后，我仍然无法落笔。我不时问自己:曾经，坐在那个小巷中的人究竟是谁？是自己？是别人？还是踏进丽江古城的任何一个人？

后来，发生了汶川地震。我看到那么多人与我一样，为灾区的人民泪流满面、痛彻心肺、倾力相助，那种真情实意，就像灾难是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当人类面临着突发事件时，责任、义务、团结等等诸多人类的同一性很自然就过滤掉了个性中极为尖锐的部分，温情与和谐开始大幅度呈现。这时，我们像医生号脉一样，准确地捕捉到了彼此血脉的深处:它们首先是拥有了同一个源头，然后才开始分流，在大地上任意铺排和流淌，终而形成丰富的个体。

灾难绝对不是美，但美同样会在灾难中成长、含苞、开放——人类优秀的品质在瞬间就集结起来，向灾难发起了强大的反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不停地、反复地被感动着，被别人也被自己。原来，对于美，人们不约而同的习惯就是:真情实意地欣赏以及自我欣赏。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向着丽江进发，包括我自己。

后来，读了一点点尼采。从叔本华最忠诚的弟子转而成为一个最有力的颠覆者，尼采充分宣扬的自我。当他以彻底的反叛而让自我攀上人生之巅时，却不幸坠入了另一种特殊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同一性之中---疯癫，天才最终被个性的极度膨胀而毁灭了最宝贵的天才载体一一生命。他的个性也从此转化成了后人的某些同一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他，模仿他的思维、语言，模仿他个性中那些美丽的、闪光的部分。

与美相遇，欣赏之后也许就是这种无意识地模仿。当我坐在小巷的石板上，被那些古老的事物所包围时，我确信我窥见了纳西族人的凝神或者微笑。那时以为怀揣个性的我，其实也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模仿他们在淌过生活之河时，歇息的某一个片段，或者驻足的某一个瞬间。尽管这种模仿显得笨拙，但十分真诚。事实上，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个性，我们永远也无法逃脱这种源于血液自觉燃烧的模仿热情，它与本能相关，与继承同质，它就是同一性诞生的母腹。

我终于有所悟，我的丽江之行，其实最终还是服从了人类的同一性，也正是这种同一性，才让我保持了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感受能力。

俗就俗吧。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可能，我还是会照样欢欢喜喜地融入人群，走向丽江。

在那里，古老的纳西族人，总会以悬置于时间之外的一些事物，比如水，比如桥，比如石头，比如语言，比如书法……安放如我一样后来者的内心。

（《散文选刊》2019.2)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取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 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主持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人称“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