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营建更为合理的共同体理念，是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知识行动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政治，伦理等思想史，不管是地理论、语境论、传统论，道义论还是契约论，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理论，都是对什么是合理的共同体，如何建构合理共同体的不同维度探索。这些理论或强调地理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周边竞争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共同体营建的道德，情感基础，或注重共同体营建的文化传统制约因素，或注重共同体与个体权利让渡的关系，等等。应看到，这些思想都揭示了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的某些特点，有的甚至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也应明确，这些共同体理念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超越的共同点：往往以单一共同体的营建为目的，以内卷、非开放，对立为方法论基点。其所倡导的共同体价值，无法同时性地运用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比如，一些主体倡导的平等、自由、正义，只适用于其共同体圈子内部，而不适用于共同体之间。当其他共同体在交往中要求共享平等、自由、正义时，这些共同体往往会实质性放弃平等、正义、自由等理念，转而强调自身利益的优先性、至上性、首位性。这种知行不统一，使诸多共同体理论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表现出涂层性、不真实性、矛盾性。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层超越了已有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问题，开启了共同体理念的新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维。既注重尊重不同层面（个体、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主体，共同体的差异性，也注重不同层面主体、共同体的互联性，共通性、共同性。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内部诸要素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需要有机互动以应对风险、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之间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也需要有机合作才能应对风险，共推发展、共享繁荣。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特点。

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从传统的静止，极点式思维向过程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内涵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过程性、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不管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共同体之间，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理想目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需要整体性地考虑历史、现实、未来，自身与他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条件、要素、领域。

当正义、自由只为少数人服务时，这种价值就沦为了一种涂层、口号、工具，失去了真实性、引领性。所说与所做、话语与行为是否一致，是人们判定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是否真实的现实标准。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以“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真实、真诚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同行为的一致性、真实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获得国际认同。

（摘编自（2019年05月10日）（光明日报》陈忠《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本世纪以来，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近几年来，世界主要的汽车强国纷纷表示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不仅提出“禁止销售燃油汽车时间表”，而且也上升到具体的法律层面，同时还采取一些“限行”措施。中国则是更为主动、更积极、更为系统地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相对比较健全，更为系统。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补贴新能源车辆生产成本差价，在购置税上减免，在新能源公交车运营上予以补贴，还有设置了新能源车辆专门的车牌，在道路通行权予以优先等。这样多的支持政策，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在众多正面政策的鼓励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螺旋式上升，一年一个大台阶。2016年50万辆、2017年80万辆、2018年超100万辆以上，2020年规划为200万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又在开始研究新的鼓励政策，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向智能网联汽车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发布的未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规划，就是具体的体现。

具备以上特点的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强国潜心研究的样本。

（摘编自2018年12月《财经网》）

新能源汽车未来在全球所占市场份额预测：

目前，续航里程短，充电、加氢基础设施不完善，依然是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障碍，市场对长续航和配套基建的需求非常明显。在续航里程上，2017年主流工况续航300km，2018年上半年多数车企已到达400km，有的甚至突破到了500km。然而电动汽车在不同的速度下，续航有所不同，速度越高，续航越低；根据日前威马公布的各型号工况续航，得出的电动车在不同速度下的有效续航为30%-80%电量行驶距离，如此一来，有效的长续航仍然是未来急需突破的方向。在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现在车桩比只有3.5:1，有效运营的加氢站只有14座，与同期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模仍然不匹配。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充电、加氢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新能源汽车由于技术原因，其故障率高于传统汽车。而且像电池这样的核心部件，一旦出现自燃或破损，很难修复，只能更换，电池置换价格又非常高，便宜的也超过万元，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的造价是电动汽车成本的30%以上，甚至达到一半。

（摘编自2018年10月《搜狐网》）

随着智能家居、智能购物、智能楼宇、智能机器、智能医疗等贴近人们的生活，汽车产业的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已成为汽车行业公认的未来趋势，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不具备“四化”特征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有专家预计：到2028年，在新购车用户中，00后将占7.2%，90后占41.8%，80后占35.4%；由于这几代人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正所谓是无网络不生活，而随着消费群体的年轻化，互联网和对移动终端的需求将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因此，汽车必将向高级智能移动终端演变，而新能源汽车也将迎来高速发展。

（摘编自2019年01月《中国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