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书房去请贾赦。一时人来回话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

谈起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学创作所对接的文学传统，似乎关注不多。事实上，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学传统，网络创作秉持中华文化立场，网络作品蕴含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是对网络文学，而且也是许多优秀网络作品的一种内在品质。

网络文学是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形态。网络技术可以“无中生有”，网络文学却需要“技术联姻”和“精神传承”。有网络作家曾说过：“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下达成统一。网络文学创作同人类任何一种精神生产一样，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网络文学虽然有些“另类”，但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它仍然需要赓续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创造，始于返本而得以开新。不仅网络写作的语言表达古已有之，许多网络作品的情节设置等也都能找到传统文学的影子，受益于传统文学千百年的艺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观念层面的东西也无不渊源有之，可以从传统文学的文化母题中找到它们的历史基因。比如，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写神魔、《三国演义》写历史、《水浒传》写侠义、《红楼梦》写才子佳人，可以说是类型化的长篇小说。网络上数量最大的幻想类作品如玄幻、仙侠等，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

《择天记》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均可在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文学是变化的，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就更是这样。不过，不管怎么变，网络文学终归还应该是文学，大凡是文学就该有一些属于文学的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多年前就有作家提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要往前走、向上走，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优质源头，离不开文化立场的主体定位，从而接续优秀文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从古代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现当代优秀文学传统，这一中国文脉对于网络文学创作不仅有用，而且有效，不仅不能终止于网络，而且应该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网络文学只有从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才能促使自己从“高原”走向“高峰”，创造出新境界。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创作并非“从零开始”》)

如果要问，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儒家学说，包括《论语》这部经典。《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论语》全书共分20篇，篇名为后人所起，多用每篇首句中的两个字作篇名：每一篇又分若干章，每章长短不一。前后章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有些章还有重出现象，可见它是一个片段的集合体，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由于《论语》以孔子等人的语录为主，而说话人往往有特定的对象、语境，所以，《论语》中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如在谈到什么是“孝”时，在《为政》篇，孔子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就有不同的回答。但总的精神并没有矛盾，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论语》只有12 700余字，简明扼要，但内涵却很丰富，在治学、从政、修身养性乃至交友之道等方面，孔子都有深刻的见解。如果说《论语》有什么思想能够统率全书的话，那就是“仁”。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总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对“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孔子很重视周礼，即周代的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局势下，他希望社会和个体都能以“礼”为根本。而“仁”的实现，正有赖于对“礼”的实行。在《颜渊》篇，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提倡人们要以克制和礼让的态度来调和社会矛盾。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个体自觉的道德修养。所以，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只有不断反省、循礼而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当然，“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因此，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怎样才能达到这种“仁”呢？孔子认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把自己不想要的强加给别人。从更积极的角度说，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将“仁”的思想提升到理想社会的高度，他希望建设的正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而为政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用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强调为政者必须关注民众的需求，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众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只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政》)。而要做到这一点，为政者首先必须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的仁政理想。

(选自人教社《高中语文》必修一“名著导读”《论语》，有删改)

书法的当代文化功能

艺术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但中国文字的传承是恒久的，它涉及到我们文明的存废。尤其在今天，因为书法已经失去普及性和实用性，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书法产生误解。这种误解，首先就体现在对“书法”的理解上，过去古人学习书法是“认” “念” “写”三位一体，现在这三个部分在书法教育中被完全割裂：认，对汉字的研究，交给了中文系；念，交给了表演系；写，则交给了美术系。中国书法首先是文字，然后才是艺术，如果把文字的内涵都剥掉了，就剩下一个艺术的壳，那就实之不存了。

文化是民族的根，对于中华文化，汉字是它的根。没有文字，哪来的诗歌、历史和哲学？中国书法向来不缺少审美依据，博大精深的书法史论，有延续两千年的完整、缜密的评判标准。如果汉字的书写内涵都被剥离出去了，成了纯艺术，那就必然导致已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汉字的消亡，中华文明的繁衍就会遇到问题。由此而言，对传统书法的传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代书法是建立在当代美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尝试，也是东西方艺术相互碰撞的结果。现代社会大不一样，随着时代发展，科学进步，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字的要求大大降低。真正认真写字的人越来越少。眼下人们基本上连硬笔字都很少写了．更不用说练书法，我们通过键盘，就可以“敲”出文字。在当代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现代的“艺术”和古老的“文字”两者间的关系呢？显然，既不能以中国传统文字的观念完全覆盖纯艺术的观念，也不能完全用艺术的观念来覆盖我们文字的传承。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一直背着传统的包袱，而要大胆创新”，这观点没错，但当下的现实恰恰在于我们还没有继承到传统，反而徒然背上创新的包袱。书法界有一种怪象：如果你跟古人写得相似，似乎就不叫创新。其实古人早就讲过：“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很有道理。

就当下社会而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书法的位置，我们不应把书法仅仅视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的瑰宝，这其实是对书法的低估。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有 标志性的符号。弘扬“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铸魂，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汉字写好。就中华文明而言，汉字对于我们民族性格塑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常说“字如其人”，西汉杨雄也曾说“书，心画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平时的为人，最后都能通过字体现出来。在古代，书法是衡量一个人学识、才气、风度、品行的重要标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放弃过对书法的要求，这种标准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与时俱进，有效提炼出书法与文化的时代精神和活力。书法的教育，书法的传播，要接地气，要深入到社会每一个空间，要结合当下的文化和社会现实。如果我们现在还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聊书法，仅仅是局限在一种所谓的书法“界”，局限在文人趣味、展厅效应，那是狭隘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