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遥远的地平线

肖复兴

(1)在城市已经看不到地平线。被高楼大厦遮挡，地平线在遥远的天边。地平线，对于人们似乎可有可无，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2)有时我也会想，地平线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和意义，指向非常明确，大到历史与文化，小到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以至更小到柴米油盐。地平线，看到看不到，不当吃不当穿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3)我看到地平线最多的时候，在北大荒。无论出工到田野里，或者垦荒到荒原中，或者捕鱼到松花江上，或者收秋在场院，或者冬天伐木到完达山，都可以看到遥远的地平线，连接着田野荒原的尽头，水的尽头，山的尽头，和天边紧紧镶嵌在一起。天气好的时候，地和天相连的那一线，是笔直的，是阔大的，像天和地在亲密地接吻。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一线的衔接是灰色的，是暗淡的，即使雷雨天，地平线有惊鸿一瞥的电闪，却也是平静安稳地等着电闪雷鸣消失。这便是大自然，真正的宠辱不惊。

(4)早晨或黄昏时候的地平线最为漂亮。有晨曦和晚霞，有朝阳和落日，地平线的色彩格外灿烂。有一年的麦收，我们连夜把地里的麦子抢收，拉回到场院里来。坐在铺满金色麦秸的马车上，迎着东方走，看见了地平线一点点的由暗变青，由鱼肚白变成了玫瑰红。那一刻的地平线，真的是诗情浓郁，像是变化万千的舞台，上演着魔术般的童话。

(5)1974年初春，我离开北大荒，队上派了辆牛车送我到农场的场部。黄昏时分，春雪还未化尽，牛车嘎嘎悠悠地走得很慢。我不住地回头看着生活了整整六年的二队，忽然看见橙红色的灯笼一样的落日，以很快的速度下沉，一直沉落在地平线之外，光芒还弥散在四围，我的生活了六年的二队，就在这一片金黄色和橙红色的光晕包围之中。第一次感到，地平线离我竟是那样的近。

(6)第二天早晨，细碎的雪花飘飘洒洒起来。女朋友送我上了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的后车兜里。很快，她的身影变小，和地平线融合在一起。我看见，她跟着雪花在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片小雪花，淹没在茫茫雪原之中。地平线，似乎在我的周围，像如来佛的一只巨手，紧紧地围裹着我，寒冷而凄切。

(7)回到北京，除了在列维坦和透纳的油画中，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样开阔、这样让我感慨又难忘的地平线。

(8)再一次和地平线邂逅，是几十年之后，在遥远的戈壁滩。那一年夏天，我去米达木盆地西部寻访沙吉老人之墓。这位老人是第一位带领勘探队到青海寻找石油的向导，为我国的石油开发立下汗马功劳。墓地在尕斯库勒湖畔，湖水清澈如泪。湖水的尽头，便是地平线。站在湖边遥望地平线，水天荡漾，天如水，水如天，与别处不一样的感觉。

(9)几十年前，一群北京学生也曾经来到这里。他们是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这里当石油工人的。他们来寻访沙吉老人墓地。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站在尕斯库勒湖边，被那水天相连的地平线吸引。和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竟然脱下鞋，挽起裤腿，走进湖水中，向着那遥远的地平线走去。那个时代，对于年轻人，拥有很多的诱惑，膨胀着很多的激情，便毫不犹豫地泼洒出最可宝贵的青春。这一群年轻人被地平线诱惑，全部沉没于尕斯库勒湖中。

(10)想起这一切，地平线给予我的感觉，竟是那样的复杂，一言难尽。

(11)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画家何多苓的近况。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经历过同样的岁月沧桑。他说，以前风景画中要有地平线，用地平线体现一种诗意。现在，不会了，不必怀念年轻的自己，现在，他会更自由地画。他说的这番话，肯定有他的沧桑之后的感悟。我想起他那幅有名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记得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美术馆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很感动。那种忧郁的调子，那种迷茫又充满渴望的情感，那种时代交替之际的隐喻，觉得和罗中立的名画《父亲》决然不同。画中那个坐在草地上、咬着手指的小姑娘，望着画面之外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是遥远的地平线。

(12)无论如何，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迷茫、失落，乃至整个青春与生命的代价，还是要相信，地平线是存在的。哪怕它在画面之外。

（有删改）

我有

张晓风

那天下午回家，心里好不如意，坐在窗前，禁不住地怜悯起自己来。

窗棂间爬着一溜紫藤，隔着青纱和我对坐着，在微凉的秋风里和我互诉哀愁。

事情总是这样的，你总得不到你所渴望的公平。你努力了，可是并不成功，因为掌握你成功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我也许并不希罕那份成功，可是，心里总不免有一份受愚的感觉。就像小时候你站在糖食店的门口。那里有一份抽奖的牌子。你的眼睛望着那最大最漂亮的奖品，可是你总抽不着，你袋子里的镍币空了，可是那份希望仍然高高地悬着。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份奖额，那些藏在一排排红纸后面的签全是些空白的或者是近于空白的小奖。

那串紫藤这些日子以来美得有些神奇。风一过的时候，醉红乱旋，把怜人的红意都荡到隔窗的小室中来了。唉，这样美丽的下午，把一腔怨烦衬得更不协调了。翠生生的叶子簌簌作响，如同檐前的铜铃，悬着整个风季的音乐。这音乐和蓝天是协调的，和那一滴滴晶莹的红也是协调的——只是和我受愚的心不协调。

其实我们已经受愚多次了，而这么多次，竟没有能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仍然对人抱着孩子式的信任，仍然固执地期望着良善。仍然宁可被人负，而不负人。

我们的心敞开，为要迎一只远方的青鸟，可是扑进来的总是蝙蝠。

我站起身，眼前的绿烟红雾缭绕着，使我有着微微眩昏的感觉，遮不住的晚霞破墙而来，我在那光辉中立着，洒金的分量很沉重地压着我。

“这些都是你的，孩子，这一切。”

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声音穿过脆薄的叶子传来，很柔和，很有力，很使我震惊。

“我的？”

“是的，我给了你很久了。”

“唔，我不知道。”

“我晓得。”他说，声音里流溢着悲悯，“你太忙。”

我哭了，虽然没有责备。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声音便悄悄隐去了，只有柔和的晚风久久不肯散去。我疲倦地坐下去，疲于一个下午的怨怒。

我真是很愚蠢，比我所想像的更愚蠢，其实我一直是这么富有的，我竟然茫无所知，我老是计较着，老是不够洒脱。

有微小的钥匙转动的声音，是他回来了。他总是想偷偷地走进来，让我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可是他办不到，他的步子又重又实。

现在他是站在我的背后了，那熟悉的皮夹克的气息四面袭来。

“不值得的。”他说，“为那些事失望是太廉价了。”

“我晓得，”我玩着一裙阳光喷射的洒金点子，“其实也没有什么。”

“人只有两种，幸福的和不幸福的。幸福的人不能因不幸的事变成不幸福，不幸福的人也不能因幸运的事变成幸福。”

他的目光俯视着，那里面重复地写着一行最美丽的字眼，我立刻再一次知道我是属于哪一类了。

“你一定不晓得的，”我怯怯地说，“我今天才发现，我有好多好多东西。”

“真的那么多吗？”

“真的，以前我总觉得那些东西是上苍赐予全人类的，但今天我知道，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

“你好富有。”

“是的，很富有。我真的相信，如果今天黄昏时宇宙间只有我一个人，那些晚霞仍然会排铺在天上的，那些花龙儿仍然会开成一片红色的银河系的。”

忽然我发现那些柔柔的须茎开始在风中探索，从窗棂间望出去，晚霞的颜色全被这些纤纤约约的小触须给抖乱了，乱得很鲜活。

我再也想不起刚才忧愁的真正原因了。我为自己的庸俗愕然了好一会儿。

有一堆温柔的火焰从他双眼中升起。我们在渐冷的慕色里互望着。

“你还有我，不要忘记。”他的声音有如冬夜的音乐，把人圈在一团遥远的烛光里。

我有着的，这一切我一直有着的，我怎么会忽略呢？我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那些叶片在风里翻着浅绿的浪，如同一列编磬，敲出很古典的音色。我忽然听出，这是最美的一次演奏，在整个长长的秋季里。

（摘自《张晓风经典作品》）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服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图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簿。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平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縮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已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五伦是天下之达道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譬如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美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 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 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半局

张晓风

大家都叫他杜公——虽然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

他和我有十几年之久在一个学校里，很多时候甚至是在一间办公室里——但是我不喜欢说他是“同事”。说他是朋友吗？我始终不敢将他列入朋友类。他这人毛病甚多，带棱带刺，在办公室里对他敬而远之的人不少，就连我自己，跟他也不是没有斗过嘴，使过气，但我惊奇我真的一直尊敬他，喜欢他。

那时候我刚毕业，在中文系里做助教，他是讲师，三系合用一个办公室，成天人来人往的，他每次从单身宿舍跑来，进了门就嚷：“我来‘言不及义’啦！”

他的喉咙似乎曾因开刀受伤，非常沙哑，猛听起来简直有点凶恶，细听之下才发觉句句珠玑，令人绝倒。后来我读到唐太宗论魏征（那个凶凶的、逼人的魏征），却说其人“妩媚”，几乎跳起来，这字形容杜公太好了。——虽然杜公粗眉毛，瞪凸眼，嘎嗓子，而且还不时骂人。

他住的屋子极小，大约是四个半榻榻米，宿舍人又杂，他种了许多盆盆罐罐的昙花，不时邀我们请赏，夏天招待桂花绿豆汤、郁李，冬天是腊八粥或猪腿肉红煨干鱿鱼加粉丝。我一直以为他对昙花深感兴趣，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只是想用那些多刺的盆盆罐罐围满走廊，好让闲杂人等不能在他窗外聊天——穷教员要为自己创造读书环境真难。

“这房子倒可以叫‘不畏斋’了！”他自嘲道，“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其亦不足畏也——孔夫子说的。”

他那一年已过了四十岁了。

杜公能写字，也能做诗，他随写随掷，不自珍惜，却喜欢以米芾自居。

“米南宫哪，简直是米南宫哪！”

杜公爱憎分明，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他非爆出来不可。有一次他极讨厌的一个人调到别处去了，后来得意洋洋地穿了新机关的制服回来，他不露声色的说：“这是制服吗？”

“是啊！”那人愈加得意。

“这是制帽？”

“是啊！”

“这是制鞋？”

“是啊！”

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始终没有悟过来制鞋、制帽是指丧服的意思。

杜公谈起恋爱，差不多变了一个人，风趣、狡黠、热情洋溢。

他要我带一张英文小纸条回去给那女孩，上面这样写：

“请你来看一张全世界最美丽的图画，

会让你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小宝（我们都这样叫她）和我想不通他哪里弄来一张这种图画，及至跑去一看，原来是他为小宝加洗的照片。

他又去买些粗铁丝，用槌子把它锤成烤叉，带我们去内双溪烤肉。也不知他哪里学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本领，问他，他也只神秘地学着孔子的口吻说：“吾多能鄙事。”

从一切的理由看，跟杜公结婚是不合理性的——好在爱情不讲究理性，所以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他的女儿取名“杜可名”，出于“老子”，真是取得好。

后来就听说他病了，医生已放弃开刀，杜公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倒是小宝，他一直不让她知道。我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去看他，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了。

对于那些英年早逝弃我而去的朋友，我的情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愤怒！

正好像一群孩子，在广场上做游戏，大家才刚弄清楚游戏规则，才刚明白游戏的好玩之处，并且刚找好自己的那一伙，其中一人却不声不响地半局而退了，你一时怎能不愕然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被什么人骗了一场似的愤怒！

满场的孩子仍在游戏，属于你的游伴却不见了！

他于八月十四日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孤女九岁，他在病榻上自拟的挽联是这样的：

“天道还好，国族必有前途，惟劫难方殷，先死亦佳，勉无深恶大罪，可以笑谢兹世；

“人间多苦，事功早摒奢望，已庸碌一生，幸存何益，忍抛孤嫠弱息，未免愧对私心。”

但写得尤好的则是代女儿挽父的白话联：

“爸爸说要陪我直到结婚生了娃娃，而今怎教我立刻无处追寻，你怎舍得这个女儿；

“女儿只有把对您那份孝敬都给妈妈，以后希望你梦中常来看顾，我好多喊几声爸爸。”

读来五内翻涌。

也许因为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感觉上我几乎一直欺骗自己他还活着，尤其每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总想起他来，他那人读文章严苛万分，轻易不下一字褒语，能被他击节赞美一句，是令人快乐得要晕倒的事。

每想起一次，就怅然久之，有时我自己也惊讶，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年也不见几面，何以他死了我会如此嗒然若失呢？我想起有一次看到一副对联，似乎是江兆申先生写的：

相见亦无事，

不来常思君。

（选自张晓风作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