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未眠

[日]川端康成

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入睡了。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有葫芦花和夜来香，也有牵牛花和合欢花，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画家雷诺阿说：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这是多么凄惨啊。他又说：我相信我还在进步。这是他临终的话。米开朗琪罗临终的话也是：事物好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

毋宁说，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治的。比如惟一一件的古美术作品，成了美的启迪，成了美的开光，这种情况确是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

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道：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入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凝神注视它。不仅限于花。就说文学吧，今天的小说家如同今天的歌人一样，一般都不怎么认真观察自然。大概认真观察的机会很少吧。壁龛里插上一朵花，要再挂上一幅花的画。这画的美，不亚于真花的当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画作拙劣，那么真花就更加显得美。就算画中花很美，可真花的美仍然是很显眼的。然而，我们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

李迪、钱舜举也好，宗达、光琳、御舟以及古径也好，许多时候我们是从他们描绘的花画中领略到真花的美。不仅限于花。

我家的狗产崽，小狗东倒西歪地迈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吓了一跳。因为它的形象和某种东西一模一样。我发觉原来它和宗达所画的小狗很相似，那是宗达水墨画中的一只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我家喂养的是杂种狗，算不上什么好狗，但我深深理解宗达高尚的写实精神。

去年岁暮，我在京都观赏晚霞，就觉得它同长次郎使用的红色一模一样。我以前曾看见过长次郎制造的称之为夕幕的名茶碗。这只茶碗的黄色带红釉子，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透到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真正的天空才想起茶碗来的，观赏这只茶碗的时候，我不由地浮现出坂本繁二郎的画来。那是一幅小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这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坂本繁二郎画的霞彩，同长次郎制造的茶碗的颜色，都是日本色彩。在日幕时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这幅画。于是，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我去岚山观赏赖山阳刻的玉堂碑。由于是冬天，没有人到岚山来参观。可我却第一次发现了岚山的美。以前我也曾来过几次，作为一般的名胜，我没有很好地欣赏它的美。岚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

我之所以发现花未眠，大概也是我独自住在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的缘故吧。

（有删节）

战争狂还是理想主义者——人类暴力迷思

暴力趋势下降的这区区几千年时间对于整个人类演化的整个进程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我们的暴力基因并未消失，然而史蒂芬·平克认为，当今世界人性已经随文化的改变而发生改观，包括政治、法律、贸易和道德观等层面。日趋增长的世界主义倾向使得我们能间接体验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并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群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中却依然普遍得令人吃惊。其他动物会为了有限的资源或心仪的配偶而相互争斗，但人类不仅会出于生物的本能，还会为文化的原因而大打出手。只有我们人类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或价值观而奔赴战场。这令人类冲突的本质格外扑朔迷离。幸好，我们已经初窥门径，逐渐洞察出集体暴力在历史中渐渐减少的原因。这是有实际意义的：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一些棘手的冲突。

我们不是唯一会实施群体攻击的物种。一群狼会组织起来消灭敌对狼群的成员；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会与附近种族的“部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与黑猩猩演化出了同一个联合心理来刺激我们进行集体攻击。区别在于，黑猩猩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取领地，我们的目的却复杂得多。

社会心理学家们早就意识到，引导人们进行群体对抗与进攻这件事容易得可怕。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看似矛盾的是，这种与人对抗的倾向却可能与我们天性中高贵得多的另一面紧密结合，那就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种善良与暴力的混杂是有其优势的，因为在部落战争的世界中，当某个群体的成员都倾向于拧成一股绳，并愿意为共同利益而战的时候，相应的就会比成员缺乏为团队而做出自我牺牲意识的群体更有竞争力。而史前的人类大多数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从12000年以来的考古证据以及对部落社会的人种学研究来看，鲍尔斯估计，平均14%的人都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而致死的，这么高的死亡率已足够促进这种混合心理的演化。

对捍卫集体荣誉的全身心奉献是心理学家所谓“神圣价值”的一个例子。神圣价值一般为整个社群所共有，而且绝不能用诸如食物或金钱这种物质利益来交换。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谈判也不容任何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很多冲突的背后神圣价值都充当重要的推手角色。

证据显示，我们思考神圣价值的方式与我们思考一般取舍的方式有本质不同。研究者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人的大脑，观察当人们想着放弃那些微不足道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的活动到底有没有不同。当人们在被利益引诱而考虑否认诸如“我喜欢百事可乐”之类的小事时，大脑中与计算利益得失相关的区域被激活。与之相反的是，一旦人们想到自己要背弃“我信仰神灵”或“我不能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的信条的时候，人们大脑中活动的区域与拒绝规则时用到的区域是一样的。这结果支持了如下理念，那就是大脑把神圣价值处理为绝对的、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

心与手

[美]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身边摆满了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笑容，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是赚钱的好去处，所以——”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的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柔弱的人

契诃夫

前几天，我曾把孩子的家庭教师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请到我的办公室来。需要结算一下工钱。 

我对她说：“请坐，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让我们算算工钱吧。您也许要用钱，你太拘泥礼节，自己是不肯开口的……呶……我们和您讲妥，每月三十卢布……” 

“四十卢布……” 

“不，三十……我这里有记载，我一向按三十付教师的工资的……呶，您待了两个月……” 

“两月零五天……” 

“整两月……我这里是这样记的。这就是说，应付您六十卢布……扣除九个星期日……实际上星期日您是不和柯里雅一块儿学习的，只不过游玩……还有三个节日……” 

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骤然涨红了脸，牵动着衣襟，但一语不发…… 

“三个节日一并扣除，应扣十二卢布……柯里雅有病四天没学习……你只和瓦里雅一人学习……你牙痛三天，我内人准您午饭后歇假……十二加七得十九，扣除……还剩……嗯……四十一卢布。对吧？”

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左眼发红，并且满眶湿润。下巴在颤抖。她神经质地咳嗽起来，擤了擤鼻涕，但一语不发！

“新年底，您打碎一个带底碟的配套茶杯。扣除二卢布……按理茶杯的价钱还高，它是传家之宝……上帝保佑您，我们的财产到处丢失！而后呢，由于您的疏忽，柯里雅爬树撕破礼服……扣除十卢布……女仆盗走瓦里雅皮鞋一双，也是出於您玩忽职守，您应对一切负责，您是拿工资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再扣除五卢布……一月九日您从我这里支取了九卢布……” 

“我没支过！”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 

“可我这里有记载！”

“呶……那就算这样，也行。” 

“四十一减二十七净得十四。” 

两眼充满泪水，长而修美的小鼻子渗着汗珠。令人怜悯的小姑娘啊！ 

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有一次我只从您夫人那里支取了三卢布……再没支过……” 

“是吗？这么说，我这里漏记了！从十四卢布再扣除……呐，这是您的钱最可爱的姑娘！三卢布……三卢布……又三卢布……一卢布再加一卢布……请收下吧！”

我把十一卢布递给了她……她接过去，喃喃地说：“谢谢。” 

我一跃而起，开始在屋内踱来踱去。憎恶使我不安起来。 

“为什么‘谢谢’？”我问。

“为了给钱……”

“可是我洗劫了你，鬼晓得，这是抢劫！实际上我偷了你的钱！为什么还说：‘谢谢’？” 

“在别处，根本一文不给。” 

“不给？怪啦！我和您开玩笑，对您的教训是太残酷了……我要把您应得的八十卢布如数付给您！呐，事先已给您装好在信封里了！可是何至于这样怏怏不快呢？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沉默不语？难道生在这个世界口笨嘴拙行吗？难道可以这样软弱吗？”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却从她脸上的神态看出了一个答案，这就是“可以”。 

我请她对我的残酷教训给予宽恕，接着把使她大为惊奇的八十卢布递给了她。她羞怯地点了一下数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沉思着： 

“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权势的强者，原来如此轻而易举！”

夏天的阅读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乔治·斯塔约诺维奇是一名街坊里的小伙子。他16岁的时候因为缺乏耐性，一时冲动退了学。今年夏天是找工作的困难季节，他找不到事情可做，结果整天把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街头和家里。

有时候他大白天也出去散步，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要等炎热的太阳西沉后才上街。他没什么既定的目标，只是到处溜达，穿过一个个街口，来到一座灯光幽暗的小公园内。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望着铁栏内枝叶繁茂的大树和盛开的鲜花，思索着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好些。直到午夜，他才起身，拖沓着脚步回到闷热冷清的家里。

一次乔治散步时碰见很晚才下班回家的卡坦扎拉先生。卡坦扎拉先生在IRT车站的售票处上班，住在距乔治家一个街口的一家鞋铺楼上。晚上，天气闷热时，他就穿条裤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借着鞋匠窗户内透出来的灯光看《纽约时报》。

卡坦扎拉先生回家时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但醉态总是安详的。乔治喜欢卡坦扎拉先生，因为他小时候卡坦扎拉先生曾给过他零钱去买柠檬冰棍。卡坦扎拉先生与大多数邻居迥然不同，他见到你时，不时会问你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每当他那病恹恹的胖老婆趴在窗户上朝外张望时，他就肯定在读报。

“你这个夏天干些什么啦，乔治？”卡坦扎拉先生问道，“我见你每晚都在溜达。”

“现在还没什么可干，我在等工作。”接着乔治又说，“我在家里看书，提高修养。”

卡坦扎拉先生对此饶有兴趣，他用一块红手绢擦了一下脸。“看些什么书？”

乔治犹豫了一会，然后说：“我到图书馆开列了一张书目单，准备今年夏天读完。”

“一共有多少书？”

“我没数过，也就是那么一百来本吧。”

卡坦扎拉先生吹了一声口哨。

“我琢磨着，如果我读完它们，”乔治诚恳地说，“对我的教养会有很大好处。我不是指高中时他们教的那种教养，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

此后的一天傍晚，隔街的那位鞋匠叫住乔治，说他是个好孩子。乔治猜想一定是卡坦扎拉先生把有关他正在读很多书的事情告诉鞋匠了。从鞋匠那里可以看出，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街坊。虽然没人跟他直接打招呼，但是他看见好些人朝他温和地微笑。他对这片居民区感到了一点快慰，增加了一点好感，尽管他从来就没想过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连在离家很远的咖啡店工作的姐姐索菲也都知道他读书的事了。索菲对他更和蔼了，她用种种方式表示出为他感到骄傲。

夏天在一天一天过去，乔治每日清扫房间，作为对索菲的回报。修长憔悴、收入微薄的索菲每星期给他一块钱，尽管仍旧不够开销，但比以前只有两三角钱强多了。他把钱花在香烟上，买一罐啤酒或是一张电影票。偶尔他会到书报摊买一本折价书，他喜欢在房间里摆上几排书，虽然从来不读。晚上是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当他从坐在自己店铺前的店主们面前走过时，虽然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没跟他说什么，但他可以感觉到四处都是赞许的目光。有那么几个晚上，他的感觉是如此的好，禁不住整夜在公园内蹦蹦跳跳。他在居民区内悠然漫步，然后回家，脱衣上床，安然入梦。

在这几个星期当中，他只跟卡坦扎拉先生谈过一次话。那个售票员没谈及书，也没问什么，可是乔治对这种缄默感到很不自在。乔治打定主意在读过几本平装书前，不与卡坦扎拉先生说话。但是当他开始阅读时，他又顿感索然无味，不再想读啦。因此，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乔治拧开收音机，听厌了说话声，转而听音乐。他把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即使有一天忘了打扫卫生，索菲也无话可说。

不过总的说来还算不坏。不管白天多糟，到了晚上散步时他便可以打起精神。一天晚上乔治看见卡坦扎拉先生在街上朝他走过来。乔治刚想转身避开，但是卡坦扎拉先生赫然在他的身旁站住了，浑身散发出啤酒的味道。他的目光在投向乔治时，显得黯淡忧郁。

“你那些书读得怎么样了？”卡坦扎拉先生问道。他试图站稳，但还是晃了一下。

“还好，我觉得。”乔治说着，感到热血涌上脸颊。

卡坦扎拉先生的脑袋虽然有点摇晃，但眼睛沉稳。

“乔治，”他说，“告诉我其中一本的书名。谁知道呢，也许那是本好书，我也想看看。”

乔治无法回答，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睛时，卡坦扎拉先生已经不无遗憾地走开了。他听见他临走时丢下的一句话：“别学我，乔治。”

第二天晚上他不敢离开家门。整整一星期，除了没人时偷偷溜进厨房外，他整天都闭门不出。一天晚上，他再也无法忍受炎热的折磨，在凌晨一点钟孤身窜上大街。他希望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公园，但是各个街口都躺着人，倦怠不堪，等待着微风。乔治垂下眼皮，畏畏缩缩地从他们旁边走过，但是不一会，他就发现他们对他仍旧非常友好。他猜想卡坦扎拉先生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他，可能他第二天清早从醉梦中醒来后，把见到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乔治感到信心又缓缓地回归到他身上。

那天晚上，街角上的一个男人问他是否真的读了很多书。乔治承认说是的。那人说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读了那么多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啊。”乔治回答说。他真希望谁也别再提起书的事。过了一两天，乔活又碰上了卡坦扎拉先生，他并没有提到书。

（有删改）

百无一用

[意大利]卡尔维诺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斜照进街道，杂乱地照亮这条街。阳光从料想不到的缝隙里射出来，打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行人的脸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记不清他是停在那里还是往前走着，可以肯定的是，他离我越来越近，因此或者是我朝他走去，或者是他向我走来。他高大而消瘦，穿着一件浅色的雨衣，一把紧紧卷起的雨伞利落地挂在胳膊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毡帽子，也是浅色的，帽檐又宽又圆；底下紧挨着的是眼睛，大大的、冷冷的、亮亮的，眼角带有奇怪的闪光。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根手指夹在书里，好像是为了标记那个位置似的。

很快，我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从头到脚。我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扫视他一眼，而每一次我都看见他离我更近，并且望着我。最后，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几乎抿着的嘴唇，正要摆出一个微笑。这个男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根手指，慢慢地，用它向下指着我的双脚。这时他才讲话，用一种有点儿谦卑的、极低的声音。“对不起，”他说道，“您一只鞋的鞋带开了。”

真的。鞋带的两端垂到了鞋的边缘，拖拉下来，被踩脏了。我的面颊微微地红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我俯下了身子。

在马路上停下采系鞋带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还会被人碰到。浅色眼睛的男人低声告别后，就马上离开了。

然而命运却注定我又遇到他：还没有过去一刻钟，我就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望着一个橱窗。那时候，一种不可解释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趁他正专心地看着橱窗的时候，转过身，退回去，或者赶紧走过去，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不，已经太晚了，这位陌生人转过身来，他看见了我，望着我，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我站在他面前，很害怕。陌生人讲话的声调更加谦卑了。“您看，”他说，“它又松开了。”

我真想消失，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弯下腰，愤怒地努力系鞋带。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周围走过并且碰撞我的人，还是上一次就碰撞我、注意我的那些人，他们低声说着嘲讽的话。不过，现在鞋带系紧了、结实了，走在路上，我既轻松又自信。这会儿，我甚至怀着一种无意识的自豪感，希望再次巧遇那个陌生人，好为自己恢复名誉。

刚刚沿着广场转了一圈，我竟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又在那条人行道上，刚才催促我前进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被惊慌代替。陌生人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他向我靠近，轻轻摇着脑袋，像是为某个不受人控制的自然事实而惋惜。

往前迈步的时候，我担心地瞟了一眼那只让我内疚的鞋子：鞋带系得又紧又结实。然而，让我沮丧的是，陌生人继续摇了一会儿脑袋，然后说道：“现在，另外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

这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在噩梦中。我显露出一副反抗的怪相，用牙齿咬住嘴唇，像是不让自己发出诅咒，我又开始在街上弯下腰，暴躁地使劲系鞋带。我站起来，眼睛下面的脸颊火焰一般灼热，我低着脑袋走开了，只想要避开人们的目光。

但是那天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当我吃力地急急忙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到蝴蝶结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开，结扣则越来越松，鞋带正在渐渐散开。刚开始，我放慢了脚步，似乎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就可以维持那一团不稳定的平衡了。可是我离家还很远，而鞋带的两头则已经拖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甩来甩去。于是，我走得气喘吁吁，像是在逃开疯狂的恐惧：害怕再次遇到那个男人无法逃避的目光。人们的目光似乎在我周围密集，仿佛林子里的树枝一般。我钻进了遇到的第一个门廊，躲了起来。

然而，在过道的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看见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站在那里，双手搭在紧紧卷起的雨伞的伞柄上，似乎是在等我。

我起初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大着胆子挤出笑容，我指着松开的鞋带，想阻止他说话。

这位陌生人点点头，露出他那忧伤的表情。“是啊，”他说，“两只鞋的鞋带都开了。”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门廊更安静而适合系鞋带了，虽然我后面的高处站着一个浅色眼睛的男人，他看着我，不放过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我还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中间，打乱我的动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甚至还吹起口哨，第无数次重复着该死的系鞋带动作，不过这一次系得更结实。我很放松。

如果那个男人保持沉默，不先轻轻地咳嗽几声，有点儿犹豫不决，接着以坚定的语调一口气说出下面的话，就没事了。他说道：“对不起，您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

我满脸通红地转向他，仍然猫着腰。我舔舔嘴唇。

“您知道，”我说，“对于系鞋带，我真的不在行。也许您不相信我的话。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不愿意费力学会它。我用穿靴器。对于鞋的结扣，我无能为力，我弄得乱七八糟。也许这难以置信。”

于是陌生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那么，”他说道，“您的孩子，假如您有孩子的话，您怎么教他们系鞋带呢？”

然而最为奇怪的还是，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似乎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解答过了，还把答案记下来，等待着迟早会有某个人向我提出它一样。“我的孩子们，”我说，“将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怎样系鞋带。”

陌生人更为荒唐地反驳道：“假如，比如说，发生了大洪水，整个人类都消失了，您是被选中者，您以及您的孩子们将延续人类。那时怎么办？您有没有想过？您将怎样教他们打结？因为不然的话，天晓得，在人类能够打结、重新把它发明出来之前，要过去多少个世纪！”

我再也理解不了了，无论是打结的事，还是他的这番话。

“但是，”我尝试着提出异议，“为什么恰恰我应该成为被选中者，为什么恰恰是我这个连打结都不会的人呢？”

长着浅色眼睛的男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表情中有些可怕的、天使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鞋上部有一个结，一件他们不善于做的事情，一份把他们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无能为力。社会依赖现令人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可洪水呢？如果来了洪水，需要一条诺亚方舟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要重新开始而需要做的那几件事。您看，您不会系鞋带，另一个人不会刨木头，又一个人还没有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一个人不会播种，如此等等。我多年以来就在寻找，请相信我，很困难，困难极了。看来人们应该手挽着手，就像盲人和瘸子一样，尽管吵架拌嘴，却不能分开行走。”

他这样说着，转身消失在街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今天我还好奇，他是一个奇怪的疯子，还是一位天使？多年以来这位天使徒劳地在人间转来转去，为的是寻找另一个诺亚。

我是小白鼠

[美]亨特·佩雷特

还记得那个外出吃饭是放松、是享受的时光吗？那时，有人为你做饭、为你端饭，你走后还会为你清理桌子。可惜啊，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当你再去饭馆吃饭时，你仿佛就像那些为得到一块奶酪而必须穿过道道迷宫的实验室老鼠。

那次我一进饭馆的门，侍者就迎了上来：“晚上好。要张坐四个人的桌子？”

“是的，谢谢。”

“在吸烟区还是无烟区就坐？”

“无烟区。”

“你喜欢在室内还是喜欢在室外呢？”

“我想室内好一些。”

“你想坐在大厅里，还是单间还是我们那可爱的能享受阳光的地方？”

“嗯，让我想想……”

“我可以在能享受阳光、能看到外边景色的地方找个桌子。”

“那好。”我跟他来到那里。

“现在，你是想要可俯瞰高尔夫球场的，还是可眺望湖上落日的，还是要看远山树色的？”

“随你便吧。”我说，也让你给我做个决定吧。

他让我坐下，我也不知道窗外到底是什么景色，因为天已经完全黑了。

然后，一个更年轻漂亮，穿着也更好的侍者又走了上来，他说：“我叫保罗，将是你这顿饭的侍者。你都订什么菜呢？”

“用不着订什么，你只要给我端来小牛肉和烤土豆就行了。”

“要汤还是要沙拉？”

“沙拉。”

“我们有混合的青菜沙拉，还有几种别的，你要哪一种？”

“就给我青菜沙拉吧。”

“用什么拌呢？”

“随你的便吧。”

他又给我说了好几种拌沙拉的配料，我说随便一种吧。这时我已烦透了他的虚假客套。

“你的烤土豆呢？”我一听就知道他又要问什么，就说：“我只要烤土豆，什么也不带的烤土豆。”

“不要黄油也不要酸奶酪？”

“不要。”

“也不要细香葱？”

“不要！你懂不懂英语？我什么浇头也不要，你只要给我拿烤土豆和烤小牛排就行了。”我喊了起来。

“那你是要哪一种牛排呢？4盎司、8盎司或12盎司的？”

“随便。”

“什么火候的，嫩的、半嫩不嫩的、老的、还是半老不老的？”

我气急了，说：“我真想到外边教训教训你。”

“太好了，你想在哪儿打，停车场、胡同还是饭店前的大街上？”

“就在这儿！”说着我一拳打了过去，他一低头躲过，随后一个左钩拳打在了我的眼上。这是这个晚上他第一次没再让我挑选。我半昏半迷地瘫在了椅子上。迷蒙中听到有人赶来了，正训斥保罗。过了一会儿，我完全清醒了，发现饭店经理正在向我赔罪，他还提议给我买一杯饮料。我说一杯水就行了。他又问我：“那你是要进口矿泉水呢，还是带柠檬的苏打水？”

（有删改）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从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节选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黄昏无下落

鲍尔吉·原野

是谁在人脸上镀上一层黄金？

人在慷慨的金色里变为红铜的勇士，破旧的衣裳连皱褶都像雕塑的手笔；人的脸棱角分明，不求肃穆，肃穆自来，这是在黄昏。

小时候，我无意中目睹到了黄昏。感受到那离奇的光从红里变出诡异的蓝。红里怎么会生出蓝呢？它们是两个色系。玫瑰红诞生其间，橘红诞生其间，旋生旋灭。

这是怎么啦？西方的天空发生了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大人，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人瞟一眼，只说两个字：黄昏。

自那时起，我得知世上还有这两个字——黄昏，并知道这两个字里有忧伤。我盼着观黄昏，黄昏却不常有。多云天气或阴天，黄昏就没了下落。我站在我家屋顶看黄昏。西方的天际在柳树之上烂成一锅粥，云彩被夕阳绞碎，红云有如在烈火中逃窜的野兽，却逃不出西天的大火。太阳以如此大的排场谢幕，它用炽热的姿态告诉人它要落山了。人习以为常，不过瞟一眼，名之“黄昏”。而我心里隐隐有戚焉。假如太阳不再升起，全世界的人会在痛哭流涕中凝视黄昏，每日变成每夜，电不够用，煤更不够用，满街小偷。

黄昏里，屋顶一株青草在夕照里妖娆，想不到生于屋顶的草会这么漂亮，红瓦衬出草的青翠，晚霞又给高挑落下的叶子抹上一层柔情的红。草摇曳，像在瓦上跳舞。原来当一株草也挺好，如果能生在屋顶的话，是一位在夕阳里跳舞的新娘。地上的草叶金红，鹅卵金红，土里土气的酸菜缸金红，黄昏了。

我在牧区看到的黄昏惊心动魄。广大的地平线仿佛泼油烧起了火，烈火战车在天际穿行，在落日的光芒里，山峰变秃变矮。天空盛不下的金光全都倾泻在草地，一直流淌到脚下，黄牛红了，黑白花牛也红了，它们扭颈观看夕阳。天和地如此辽阔，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坐在草地上看黄昏，直到星星像纽扣一样别在白茫茫泛蓝的天际。

那时，我很想跟别人吹嘘我是一个看过牧区黄昏的人，但这事好像不值得吹嘘。什么事值得吹嘘？我觉得看过牧区的黄昏比有钱更值得吹嘘。那么大的场景，那么丰富的色彩，最后竟什么都没了，卸车都卸不了这么快。黄昏终于在夜晚来临之前昏了过去。

“我曾经见过最美丽的黄昏”，这么说话太像傻子了。但真正的傻子是见不到黄昏的人。在这个大城市，我已经二十六年没见过黄昏，西边的楼房永远是居然之家的楼房和广告牌，它代替了黄昏。城市的夜没经过黄昏的过渡直接来到街道，像一个虚假的夜，路灯先于星星亮起来，电视机代替了天上的月亮。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失去的仅仅是黄昏，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缺了一些东西，原以为是缺钱、缺车，后来知道我心里缺了天空对人的抚爱，因为许多年没见到黄昏。

（选自《美文》，有删改）

砷

[意大利]普·莱维

作为顾客，他那副样子有点非同寻常。我们这个化验室设备简陋，但雄心勃勃。带着各种物品来化验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都在诡计多端、尔虞我诈的大商业网里工作。经营买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目光敏锐，面容严峻；自己怕上当，但又千方百计让别人上当；他们时刻保持戒备，就像晚间的猫一样。

我接待了他。他也许是位农民哲学家，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仍然很健壮，脸色十分红润。他的双手强劲有力，虽然由于干活和患有关节炎而变了形。眼眶下垂着两个松懈的肉袋，但目光清澈，眼神活跃，颇有生气。他穿着西装背心，小口袋上搭拉着一根表链。他带着极重阿斯蒂口音，用无懈可击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他带来一包白糖要化验，想知道白糖是不是纯净，里面是否混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他的怀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化验；但他回答说他不想使我有先入之见，希望我尽可能化验得准确一些，至于他的怀疑，以后会跟我讲的。他递给我一包糖，足有半公斤，同时对我说，他第二天来看结果。他跟我告别后径自走了：没乘电梯，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下四道楼梯。他大概是个无忧无虑、从容自若的人。

我取出一点溶化在蒸馏水里，溶液呈浑浊状——肯定有问题。我把溶液过滤一番，滴几滴酸液，倒进基普瓶，注入硫化氢。黄色的沉淀出现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就是那种使米特里达梯和包法利夫人丧命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面制取丙酮酸，一面思忖着老头和白糖。我认为老头是不会图谋向人投毒的，别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暗算他。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他没等知道化验结果就坚持要付化验费。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他的眼睛一眯，脸上浮现出一个表情复杂的微笑。他对我说：“我真高兴。我早就说过，最后会是这样的。”显然，只要我稍微鼓励他讲下去，他就会把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而他正盼着这样。我没让他失望，他便讲了下面这件事。

“我是鞋匠，以修鞋为生。如果从年轻时干起，这不是一个坏行业。坐着，活儿不累，可以跟人打打交道，聊聊天。当然挣不了大钱，得整天把别人的鞋子拿在手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旧皮革的气味也会闻惯的。我的鞋店在焦贝尔蒂路和帕斯特伦葛路相交的地方，我在那儿当鞋匠已经三十年。我熟悉每一双畸形的脚。我只要一把小榔头和一根麻绳就能干活。嗯，不久来了一个小伙子，不是本地人，脸蛋很俊，野心勃勃，在离我的鞋店一箭之远的地方开了一爿店，安上了各种机器：撑鞋帮机，扩鞋帮机，缝鞋机，绱鞋底机等等，有的机器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没上他那儿亲眼看过，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塞进附近每家的信箱里。对，他装了电话，连接生婆家里还没装电话呐。

你大概以为，他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吧？头几个月倒真是这样，有的人出于好奇，有的人要让我们竞争，还有的人上他那儿去是因为他开头要价很低。后来他发现老赔本，便不得不提价。您要知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您听并不是想说他的坏话。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开始时一帆风顺，后来却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有鞋匠，也有干其他手艺的人。

他恨我，到处造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用硬纸片当鞋底，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为了得到保险金而逼死了我老婆，甚至说我的一个顾客被鞋底上的一枚钉子扎了脚，得破伤风死了。正因为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一天上午，当我在当天要修的鞋子中间发现了这包糖的时候，才没有大惊小怪。我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想得到证实。于是我让小猫尝了一点，两小时后它走到角落里呕吐起来。我往糖罐里搁了一点，昨天我女儿和我往咖啡里加了一些，过了两个钟头，我俩都呕吐了。现在我又有了您的证实。我满足了。”

“您想控告他吗？想要一张化验单吗？”

“不，不。我刚才跟您讲过了，他只是一个可怜虫，我不想毁掉他。世界很大，同行不是冤家，人人都有权利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明白。”

“那您怎么办？”

“明天我给他写一封信，连同这包糖，请一位老太太给他捎回去。不，还是我自己给他送去吧，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还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两句。”他环视四周，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然后说道：“你们的职业也不错，但需要有眼力和耐心。谁没有这两样东西，最好另找出路。”

他跟我告别，拿起那包糖，没乘电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高贵气派，步行下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