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朝数学家僧一行曾研究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围棋总共有多少种可能的棋局？那时，围棋的棋盘刚刚从17道扩展到19道，演变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样貌。运用当年简陋的计算工具，他展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两色黑白的棋子和简洁的规则，可演绎出极为丰富的变化。或许正因如此，当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最近几年中击败人类顶尖围棋手的时候，不少科技界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棋 局惊人的可能性，意味着人工智能无法依靠穷举的方式来选择最优的落子方式，(   )。于是，一种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信息技术中最为前沿的领域，产生了奇妙的因缘。围棋并非一个特例。我们会从全国各地  的“非遗”中，发现它们蕴含的“科学密码”。藏族的唐卡画师从自然界的矿物和植物中采撷各色颜料，令画作历经数个世纪仍然色泽斑斓、  ；雏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针灸疗法，在人体特定部位进针施灸来解除病痛，如今早已  ，只要稍懂一些排列组合原理,就可以体会到一代代医师建构经络体系的艰难。这些“非遗”瑰宝，凝聚成了中华文明的气场与魂魄。除了诸多壮丽的建筑工程和  的史册文献之外，一个个表演或游艺项目，一部部广为传颂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一件件不同材质的手工艺品，乃至人们对世界起源和运转方式的认识，以及对待自然万物的不同态度，共同构成了今天所见的中国。

送狄宗亨

王昌龄

秋在水清山暮蝉，洛阳树色鸣皋^①烟。

送君归去愁不尽，又惜空度凉风天。

于易水送人一绝

骆宾王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烛之武退秦师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选自《左传》）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材料一：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航“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节选自《别了，“不列颠尼亚”》）

材料二：

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金庸宣布就此封笔。金庸用他所写的14部小说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写就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小说里，还体现在现实中。

早在14岁那年，金庸目睹了国家凋敝，就立志成为一个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官，然而命运多舛，金庸未能实现梦想，而是做了一名记者。可他依然心系祖国。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留下一批飞机在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地盘，国民党方面又发动关系游说英国人把飞机移交给台湾。这时候，金庸挺身而出，靠着自己在香港新闻界的名声为新中国仗义执言，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社论为中国共产党说话，援引国际法侃侃而谈，最终为内地争得了这批飞机。

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对他的武侠小说赞不绝口。金庸曾对朋友说：“几十年了，我最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中国准备收复香港，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金庸很激动，连忙回应：“这方针政策好，香港人和国际友人都能接受。”回到香港后，

金庸逢人便说内地好，还在《明报》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后来撒切尔夫人曾单独会见金庸，希望他为英国说话，反对香港回归。金庸果断拒绝了，并坚定表示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世人常感叹，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刀光剑影、风云变幻多么精彩，殊不知，金庸毕生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多么精彩。他以如椽之笔，书写家国情怀，以铁肩担道义，以妙手著文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享誉海内外华人社会。金庸先生赤子丹心，侠肝义胆，其文采风范永为世人景仰。

（选材综合“百度百科”等资料）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品”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多种含义：①体味，如品味、品尝；②评论好坏，按一定的等级衡量，如品评、品鉴；③品质……我们可以品味人生百味，也可以品味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