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蒙的小雨

蒙蒙的小雨正落着，陈红骑着自行车悠然于柏油路上。她没有穿雨衣，因为她觉得在这样细雨中骑车很浪漫。她望着路两边来去匆匆的行人，心想：这些人真是的，干嘛要东躲西藏的。

忽然   迎面一辆   的士   飞驰而来 她猛地拐向路边   但车把挂在树干上   她摔倒了   小妹妹   没事吧   一个小伙子站在她身边问道   陈红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心想：谁是你的小妹妹？她一翻身想站起来，可左腿的剧痛却使她不得不重新坐在地上，她接连两次试图站起来，都没成功。最后，只好放弃了努力。小伙子一笑，“别逞强了，还是送你上医院吧。”接着，拉起陈红的车子，又扶陈红坐到车架上，推起车子向医院走去。温柔如丝的春雨淅淅沥沥地落着。陈红已不再潇洒，只感到沉重。她坐在车上，望着前面推车的小伙子，不知该说些什么。

她发现小伙子走路不太自然，仔细观察，只见小伙子左腿的袜端与裤腿之间不时地露出一段刺目的棕色。那是什么？啊，他装着一只假腿。陈红想问问他的腿，却不愿张嘴。这时，只听到小伙子自言自语地说：“三年前，我也喜欢在细雨中骑车，那的确很潇洒，可是我却重重地跌倒了，像你一样。不，还不如你。”“噢，你的左腿——？”停了一会儿，小伙子说：“就在那次跌倒时被后面的汽车轧断了。”听了这话，陈红陷入了沉思?

医院到了，小伙子搀着陈红进了急诊室。“我去通知你父母，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吗？”陈红把号码告诉了他。不一会儿，陈红的父母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见到女儿腿上雪白的绷带，忙问这问那。陈红把经过告诉了他们，又说，“要不是那位大哥哥，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好，哎，他呢？”这时，只听护土小姐说：“那个小伙子，看见你爸妈来后，他就离开医院了。”陈红怔住了：“我还不知他叫什么呢！”

父亲背起陈红，母亲在旁边扶着，一家人走出医院的时候，他们多么希望在人流中再次寻到那小伙子的身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向西南进军的解放军，顺着公路迅猛地追击敌人。有个连队一天走了八十里路，晚上在一个市镇上宿营，炊（cuī   chuī）事班马上生火做饭。

大伙儿正忙着，炊事员老钱忽然着急地喊：“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班长问他出了什么事。老钱说：“昨晚上在义庄借了老乡一把菜刀，我用完了顺手搁（gē  gé）在油盐挑子上。今天早晨走得急，把老乡的菜刀带到这里来了。叫我怎么送回去呢？”

听老钱这么一说，大伙儿都着急起来。一趟八十里，来回一百六十里，如果往回送，一去一来就赶不上部队了。班长想了想，说：“有了！我看见镇东头有个邮局，咱们把菜刀给老乡寄去，看行不行。”

老钱拿着菜刀，跟班长一同赶到邮局。邮局里还点着灯，有个人坐在那里拣信打邮戳。班长一进门就说：“同志，我们寄一把菜刀，挂号寄，得多少钱？”说着老钱就把菜刀放在柜台上。邮局里的人愣住了，还从来没有人寄过菜刀。班长连忙说明缘由，还说：“借了老乡的东西不还，在我们部队里是违反群众纪律的。一定得请您帮我们把菜刀寄回去。”邮局里的人这才明白了，他说：“啊，这件事好办，明天让邮递员捎去就是了。”

老钱连忙说：“菜刀的主人住在义庄，门朝南，从西头数第四户。”邮局里的人拿了张纸，把地址写清楚，贴在菜刀上。班长掏出钱来要付邮费，邮局里的人说什么也不收。老钱说：“解放军讲买卖公平，哪有寄东西不付钱的道理？”邮局里的人说：“我们让邮递员顺便指去，跟寄邮包不一样。请同志们放心吧，保证把菜刀送还原主。”

邮局里的人等班长和老钱走了，在纸条上添了一句话：“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黑馒头

一次，学校承担了一个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转公办的监考工作。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学校的操场上就陆陆续续来了许许多多的民办教师，他们显然是刚下长途汽车，一个个灰头土脸，疲惫不堪（shēn   kān），身上穿着蓝或灰的皱巴巴的衣服，手里提着过时的人造革黑包，挽着裤腿，脚上穿着家做的布鞋。他们一到学校，先跑到自来水管前“咕嘟、咕嘟”一阵猛灌，然后就到教学楼看自己的考场，看完后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坐在操场上，从兜里取出干馒头吃起来。

晚上，教工们去操场散步，发现他们就躺在地上睡觉，身上什么也不盖。夏天倒不冷，只是蚊子太多，不知他们如何能睡得着？一个和大人散步的孩子突然大声地问父母：“他们怎么不去住旅馆？”一时所有的人像被什么击了一下都没了声音，只有睡在地上的人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在操场上回荡。

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带着满身的尘土和一脸蚊虫叮咬的红疙瘩来到考场，坐在座位上睁着惺（xīng  qīng）松的双眼连连打哈欠。查看准考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比填报的年龄至少大10岁。拿到卷子后，都埋头写了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大部分人的卷子很多还是空白。渐渐地，底下有了翻书说话的声音。这样的问题我是知道该怎么办的，可现在却迷茫起来了。

就在这时，教室外的操场上传来一阵汽车的鸣笛声，透过窗子看见几辆高级轿车正停在操场上，从车里依次走下了一个个衣冠楚楚、精神饱满的官员，说笑着向教学楼走来。不一会儿，校长就陪着这些人到各个考场视察来了。我突然觉得这两部分人是那样的不协调，他们待在一间教室里甚至显得有些不伦（lún lùn）不类。

局长们看完了，又一溜烟地坐着小车走了。而教师们还得为他们的转正努力答题。一会儿，又有人做起了小动作，我把脸拧向窗外。我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至今还在乡下的小学校当民办教师，而他教出来的学生却遍布全国。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了，他们一边交卷子，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个约60岁的老教师，头发已谢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凑到我跟前说：“咱是教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没办法，年龄大了，脑子记不住东西了，眼看着就教不动了，临老还是个民办教师……”他絮（shù xù）絮叨叨地说着，从提兜里掏出两个干馒头给我，不管我怎样推辞，他还是把馒头放下就走。

那两个馒头在我家的阳台上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动，儿子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黑的馒头。他问我：“怎么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