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①，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②惟在于窃赀，结褵③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选自《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有删节）

   孙君小传

清秦湘业

孙君名慧良，自号纳琴，世居无锡，析县为金匮人。父尔纯生子三，君其季。幼颖悟，读书十数行下，于汉、魏以降诗学源流罔不探讨有得。其时吴江赵艮甫流寓于锡，以诗鸣当代。君窃慕效之几方驾，赵亦订为忘年交。高才生以诗赋有闻者，类工应制体，君弗之善。尤厌弃举子业。故年二十四始游于庠，亦不数数应秋闱试。故滑稽，好狎侮人，人畏其口，弗敢近。君乃慨然出游，依从叔文靖公于闽。文靖爱其才，厚资膏火，而颇束缚之，弗任以事。君忽忽不乐，竟返里。后乃游汴、游燕，以记室为诸侯上客。然修脯入手辄尽，贫如故。

道光末年，余尝遇之京师，旋别去，不相闻，而其家人亦罕得其音耗也。同治四年九月，忽挈妇航海归。时邑经兵燹，室庐荡然，亲故零落殆尽，乃僦屋城隅以居。五年春，予权浙江运使，因招君游杭。见其形容憔悴，意气败丧，诗亦渐颓唐，无复往时精诣矣。是秋，余丁母忧去官。君不欲他就，亦返。自此不再出，益穷困无聊。越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八。

余齿少君十余岁，弱冠闻其名，以素册乞书，君为录《闽游草》数十首。写景言情辄与少陵、东坡颉颃，行楷亦得苏法。余藏诸箧笥数十年，乱中失去。迨君身后求遗稿，不可得。余友华君翼纶，其甥也，近始搜得君诗二首，曰《余生草》，晚年之作曰《簏中草》。早年之作皆不如中年之工，惜乎其胥付灰烬有若重厄之者。然古来诗人湮没何限?君有贤甥搜罗掇拾，将授之梓，以永其传，岂非厚幸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