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知道小偷是谁

英国卡门·孔黛

“老师!”额枕双手伏在案前的唐拉法埃尔听到有人叫他。他抬起头，赶紧把眼镜戴上，原来自己身旁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什么事，小伙子?请坐吧!”

“不，谢谢!我不坐了，我不是来拜访您的。瞧，我……”青年红着脸说，“哦，请您看看，您有没有少些什么。不，不会放在口袋里，也许会搁在抽屉里。”

唐拉法埃尔摸着衣袋，正有些不知所措，经他这么一讲才醒悟过来。他慌忙拉开抽屉，不禁叫了起来：“我的钱包不见了!”

“别急，先生。钱包在这里，我正要还给您呢!”

“在您身上?哦，原来是您偷了我的钱?”但他又慌忙改口，“请原谅，我说了些什么呀!该不是您拿走了我的钱包吧?要知道这些钱是我省吃俭用积攒起来，准备送我那患心脏病的孩子上山疗养用的呀。”

小伙子平静了下来，但脸色苍白，沉默了半晌才说：“先生，我是个小偷!怎么?您不相信?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在一辆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身上偷了一个大钱包。里面有3800比塞塔^①和您儿子的来信，另外还有您的几封信。钱包里还有一张卡片，那是个学生的乘车证。不知道是您吩咐他做什么事而把钱包交给他，还是他自己从抽屉里拿走的。”

唐拉法埃尔沉默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拿起卡片，想看看那上面的姓名，但又突然放下，随手交给青年说：“你把卡片撕了吧!”小伙子照着他的吩咐把卡片撕得粉碎。

唐拉法埃尔坐在椅子上，久久地注视着钱包，眼前浮现出班上每一个学生的面容。谁会是小偷呢?谁都知道这钱是老师含辛茹苦积攒起来给儿子治病的。当然，他完全有法子知道谁是小偷，可是，为什么要知道呢?没有这个必要!

他想到了那张撕碎的证件。丢失人一定要来补，这样，小偷岂不自我暴露了吗?怎么办呢?他沉思片刻，朝外面叫道：“玛丽亚，来一下!”

女儿来到父亲跟前。

“这是学生的花名册和新的乘车证，你把名字填在上面。该给他们换新的啦!”

“旧的要收回吧?”

“不必啦。让他们自行处理吧!”

第二天早上8点，唐拉法埃尔已经带着新的乘车证来到教室。学生们都到齐之后，他开始分发证件。“我女儿挨个儿叫名，你们来领取新的乘车证，要妥善保管。旧的自行处理，不收回啦!”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意外，但有的学生却为此而满心欢喜。不到一刻钟，40张乘车证就发完了。

已经10点了，可老师却什么也没做。他既没有叫学生们朗读课文，也没有布置他们练字。他双手平放在讲台上，久久地凝视着学生们。

他脸色苍白，站起身，然后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安静，尽管这纯属多余。

“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给你们换乘车证吗?那是因为你们之中有人偷了我的钱包!然而这钱包又被别人扒走了。当那个小偷发现这些钱是一个年薪只有4000比塞塔的教书先生为了给儿子治病而节衣缩食积攒起来的时候，他的良知苏醒了。于是，就在昨天下午，他把钱包送了回来。钱包里还有一张乘车证，那上面写着名字，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是谁干的。可我没有这样做。我当场就把它撕毁了!我不愿意知道小偷是谁，尽管他对我无情无义。但是，他应该懂得，我原谅他，是希望他改邪归正，不再重犯。这就是换乘车证的原因。”

他讲着讲着，竟喉哽语塞，泣不成声。女儿不得不把学生们都打发出教室。此刻，他们的眼里也都噙满了泪水。“你也去吧，孩子!让我自己待着；我要独自待会儿!”他摘下眼镜，独自待在教室里。正当他准备站起来时，忽然听见一阵朝他而来的脚步声，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抽泣着的声音：“老师，是我偷的钱包!看看我吧，老师!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

老师伸出双手迎住了他，激动万分地重复道：“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由于没有戴眼镜，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影子后面是四月里一片迷人的春光。

(润泽译)

夏天的阅读

伯纳德·马拉默德

乔治·斯塔约诺维奇是邻居家的小伙子。他16岁的时候因为缺乏耐性，一时冲动退了学。今年夏天是找工的困难季节，他找不到事情可做，结果整天把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街头和家里。

有时候他大白天也出去散步，但是大多时候他要等炎热的太阳西沉后才上街。他没什么既定的目标，只是到处溜达，穿过一个个街口，来到一座灯光幽暗的小公园内。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望着铁栏内枝叶繁茂的大树和盛开的鲜花，思索着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好些。直到午夜，他才起身，拖着脚步回到闷热冷清的家里。

一次乔治散步时碰见很晚才下班回家的卡坦扎拉先生。卡坦扎拉先生在RT车站的售票处上班，住在距乔治家一个街口的一家鞋铺楼上。晚上，天气闷热时，他就穿条裤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借着鞋匠窗户内透出来的灯光看《纽约时报》。

卡坦扎拉先生回家时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但醉态总是安详的。乔治喜欢卡坦扎拉先生，因为在他小时候卡坦扎拉先生曾给过他零钱去买柠檬冰棍。卡坦扎拉先生与大多数邻居迥然不同，他见到你时，不时会问你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每当他那病恹恹的胖老婆趴在窗户上朝外张望时，他就肯定在读报。

“你这个夏天干些什么啦，乔治？”卡坦扎拉先生问道“我见你每晚都在溜达。”

“现在还没什么可干，我在等工作。”接着乔治又说，“我在家里看书，提高修养。”

卡坦扎拉先生对此饶有兴趣，他用一块红手绢擦了一下脸。“看些什么书？”

乔治犹豫了一会，然后说：“我到图书馆开列了一张书目单，准备今年夏天读完。”

“一共有多少书？”

“我没数过，也就是那么一百来本吧。

卡坦扎拉先生吹了一声口哨。

“我琢磨着，如果我读完它们，”乔治诚恳地说，“对我的教养会有很大好处。我不是指高中时他们教的那种教养，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

此后的一天傍晚，隔街的那位鞋匠叫住乔治，说他是个好孩子。乔治猜想一定是卡坦扎拉先生把有关他正在读很多书的事情告诉鞋匠了。从鞋匠那里可以看出，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居民区。虽然没人跟他直接打招呼，但是他看见好些人朝他温和地微笑。他对这片居民区感到了一点快慰，增加了一点好感，尽管他从来就没想过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连在离家很远的咖啡店工作的姐姐索菲也知道他读书的事了。索菲对他更和蔼了，她用种种方式表示出为他感到骄傲。

夏天在一天一天过去，乔治每日清扫房间，作为对索菲的回报。修长憔悴、收入微薄的索菲每星期给他一块钱，尽管仍旧不够开销，但比以前只有两三角钱强多了。他把钱花在香烟上，买一罐啤酒或是一张电影票。偶尔他会到书报摊买一本折价书，他喜欢在房间里摆上几排书，虽然从来不读。晚上是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当他从坐在自己店铺前的店主们面前走过时，虽然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没跟他说什么，但他可以感觉到四处都是赞许的目光。有那么几个晚上，他的感觉是如此的好，禁不住整夜在公园内蹦蹦跳跳。他在居民区内悠然漫步，然后回家，脱衣上床，安然入梦。

在这几个星期当中，他只跟卡坦扎拉先生谈过一次话。那个售票员没谈及书，也没问什么，可是乔治对这种缄默感到很不自在。乔治打定主意在读过几本平装书前，不与卡坦扎拉先生说话。但是当他开始阅读时，他又顿感索然无味，不再想读啦。因此，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乔治拧开收音机，听厌了说话声，转而听音乐。他把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即使有一天忘了打扫卫生，索菲也无话可说。

不过总的说来还算不坏。不管白天多糟，到了晚上散步时他便可以打起精神。一天晚上乔治看见卡坦扎拉先生在街上朝他走过来。乔治刚想转身避开，但是卡坦扎拉先生赫然在他的身旁站住了，浑身散发出啤酒的味道。他的目光在投向乔治时，显得黯淡忧郁。

“你那些书读得怎么样了？”卡坦扎拉先生问道。他试图站稳，但还是晃了一下。

“还好，我觉得。”乔治说着，感到热血涌上脸颊。

卡坦扎拉先生的脑袋虽然有点摇晃，但眼睛沉稳。

“乔治，”他说，告诉我其中一本的书名。谁知道呢，也许那是本好书，我也想看看。”

乔治无法回答，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睛时，卡坦扎拉先生已经不无遗憾地走开了。他听见卡坦扎拉先生临走时丢下的一句话：“别学我，乔治。”

第二天晚上他不敢离开家门。整整一星期，除了没人时偷偷溜进厨房外，他整天都闭门不出。一天晚上，他再也无法忍受炎热的折磨，在凌晨一点钟孤身冲到大街上。他希望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公园，但是各个街口都躺着人，倦怠不堪，等待着微风。乔治垂下眼皮，畏畏缩缩地从他们旁边走过，但是不一会儿，他就发现他们对他仍旧非常友好。他猜想卡坦扎拉先生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他，可能卡坦扎拉先生第二天清早从醉梦中醒来后，把见到他的事忘得一千二净了。乔治感到信心又缓缓地回归到他身上。

那天晚上，街角上的一个男人问他是否真的读了很多书。乔治承认说是的。那人说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读了那么多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啊。”乔治回答说。他真希望谁也别再提起书的事。过了一两天，乔治又碰上了卡坦扎拉先生，卡坦扎拉先生并没有提到书。

（有删改）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片段三：

我不仅是作为一名暂时离开战场的士兵来到这里，而且——我认为这是我此行的最奇怪的方面——是作为一个被自己国家的法庭判定为对社会毫无价值的人而来参加这个集会的；由于我的活动，我被认定为危险人物，被判处在已决犯监狱中服苦役刑。所以，你们看，听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向你们讲话是有一种特殊兴味的。我敢说，在你们许多人心目中——你们或许会原谅我这种个人的风格——看起来，我既不很像士兵，又不很像已决犯，可是事实上我是集这二者于一身的。

（节选自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自由或死亡》）

脑汁工厂

新加坡伍木

赋闲在家多时，眼见坐吃山空，惊觉长久下去不是办法；但求无门，空有一身才华无人赏识，除了感叹复感叹，又能奈何?

自向肩不能扛，手不能挑，粗重活干不了，但对于动脑筋的工作还是可以一试的。每天勤于翻报纸、写信、打电话、亲临面试，可是仍然无人问津，只好徒呼负负。原本所订下的高目标，亦越降越低；最后但求三餐一宿，什么都肯干。

一日，翻开报纸的征聘版，眼前出现一则巨幅广告，上面写着“征聘奴隶”4个大字，不禁吓了一跳。奴隶制度不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彻底瓦解了吗?而且奴隶者，只有“买卖”，何来雇用?况且，试问有谁甘愿沦为奴隶，任人控制、折磨和摆布?

后来回头一想：既然这个广告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刊登出来，表示报馆已接受了广告中“耸人听闻”的字眼。也许这是广告刊户大胆突破的意图，也许这是撰稿员心血来潮的“划时代绝句”。君见不久前某工厂在征聘机器操作员时，还打着“请你来当工人皇帝”的字眼!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广告噱头了!

对于求职若渴的我来说，这则征聘广告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我天性喜欢接受挑战，越是有挑战性的事物，我越是要去碰它。于是，我把征聘条件细读一遍：

（一）学历不拘、年龄不拘、性别不拘。

（二）工作时间具有高度灵活性。

（三）必须能够承受高度的工作压力。

利益：

成功受雇者每人将拥有一架手提电话机。

广告上的条件和利益虽然列得有点模糊，但当我按地址找到那家公司时，已有大批捷足者在等着被传召面试。全球性的失业浪潮，真的正冲击着这些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饥民吗?（包括我?）

填妥申请表格后，领了号码牌子，我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家公司。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员工们各就各位，或沉思，或冥想，或凝视远方，或伏案而睡……总之，我真怀疑自已来到一座闲云野鹤的寺院，坐禅的心情把较早时焦虑的情绪吹得烟消云散。

轮到我的时候，脸带笑容的秘书小姐很客气地请我移步到会议室。会议室内有一名戴金丝眼镜的男子，正在翻阅我的申请表格。

“请问你对本公司的了解有多少?”

“一无所知，愿闻其详。”

“唔。”答案在对方的意料之中。对方如背书般地说。

“我们基本上是一家提供商业服务的公司，业务范围包括管理咨询、市场策划和产品行销等等。无论是哪一行业的机构找我们帮忙，奄奄一息的我们会帮他起死回生，蒸蒸日上的我们会帮他锦上添花。

我点了点头，表示基本概念已经有了，然后问眼前这位“再世华陀”：

“我想多了解一些这里的工作条件。”

“我们重视的是员工的素质——即头脑，所以学历、年龄和性别都不是考虑的因素；至于员工们的脑筋有多棒，‘点子’行不行的通，都是由我直接鉴定，而且丝毫不会错，所以，我的外号也叫做‘脑子测定仪’。”

我失笑：

“那工作时间呢?”

“上班时间从早上八点开始，唯有下班时间无限。我们会分给成功者每人一架手提电话机，大家必须随时随地携带，确保必要时随传随到。”

我恍然大悟：所谓的利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别人说：政治是肮脏的，影圈是复杂的，而商场，则是黑暗无比的。

我继续保持镇定：“工作压力又有什么具体的说明吗?”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没有绝对的解释，唯一可以说明的是，为了训练员工的能耐与韧性，员工必须能够在叱责与谩骂中，继续开朗和高度集中地工作。”“奴隶”当然是要面对“叱责与谩骂”的一没施加私刑已经很厚道了，所以我并不对这番话语表示过度的惊讶。

“我同意并接受您所列的条件和利益。”为了三餐一宿，我说：“请您让我签暑聘书吧!”

“凭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做这么聪明的决定，我肯定你是个人才。”对方说，接着递来一份以英文打字的聘书，上面写着：

“脑汁奴隶”

和“脑汁测定仪”握别后，走出会议室，我复看到一群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枯坐冥思的“闲云野鹤”，正在不知道为了什么地出售自己的脑汁……

（选自2008年8月24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