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行业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景乐观。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前六个月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呈现出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局面。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渐提高。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产业界的期待。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科幻产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当前科幻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专家指出,我国科幻优质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说,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

(摘编自喻思南、张珊珊《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中国科幻产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幻文学,一部分是科幻影视。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我真的看不明朗,但是对中国科幻影视我是抱着坚定乐观信心的。”刘慈欣说。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三体》的爆红只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成熟。”

对未来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称,现在很多科幻影视项目都在运作之中,2019年至少有三四部高成本的、工业化的、按照好菜坞的工业标准去生产的科幻电影会上映,与观众见面。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肥沃的土壤。”刘慈欣说,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马佳欣《刘慈欣: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科幻小说都是属于硬科幻系列,一般是由较高理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的,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故事情节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表示读来吃力。科幻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想象的边缘和交叉领城,技术细节的想象和运用确实是有理工背景的人的一种优势,但是理工背景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忽略了作品的人文性、叙事感,内部的冲突感不强,导致故事不是很好看。因此阅读范围仅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延伸到大众范畴。

真正好的作品,仅靠技术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还需要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比如西方人关心的问题是文明冲突和人性的终极审判,而中国却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和国家的崛起。有广泛文化号召力的科幻作品应该对社会自身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做出回应。

(摘编自吴苡婷《科幻产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剖析》)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已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与西方人偏重于通过权利来理解和实现正义不同，中国人偏重于通过义务来理解和实现正义，但前提是一个“信”字。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取得普通民众支持的重要性，“信于民”逐渐成为统治者的行为规范。“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夫王者，民人之主也，无均平之德，则不足以治之。”既然执政者身为“民主”，那么就要对“利民”的责任多少有所承担，对人民的利益的许诺多少要兑现。而对民众讲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保证政令的可信，使民众感到政治可靠。

在孔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还认为执政者必须恪守自己对“民”所作出的承诺，也就是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默契，君子以天命的名义满足百姓的需要，然后百姓服从君子的管理，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从爱惜劳动力的角度提出“使民以时”、“敛从其薄”、“胜残去杀”等一系列惠民、爱民主张。

孟子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爱民观，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政教之极”，人君只有以身作则，才有可能出现“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的局面；同样，人君只有带头“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从而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的礼治。

最后，礼治所达到的社会秩序之公正性与合理性，还表现在这种根植于血缘宗法的等级秩序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重新整合。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教化作用，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这种规定自然是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从这一方面来讲它是十分脆弱的；但这种规定是在对承诺双方彼此的关切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之后理性达成的契约，符合公正、正义的社会关系原则，因而它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从这一方面来讲它又是强大的，往往蕴涵着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巨大能量。毋庸讳言，这种契约关系的威力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摘编自诸山的《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