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故宫参观时，会看到许多监控探头，这属于现代高科技警报系统。从前有没有安全警报系统呢？在古代，进入紫禁城须凭腰牌与合符，上面刻有允许入内人员的身份信息，守卫会当场检查。一旦发现危险，附近白塔山上的信炮手接到放炮令牌，立即朝天开炮，卫士们就会迅速集合。如果有人越过了外围防御系统，还有一种特殊的警报装置——石别拉。

这种石别拉，材料比较简单，利用故宫大量使用的栏板的望柱头改造而成。望柱也称为栏杆柱，是中国古道桥梁栏板和栏板之间的短柱，分柱身和柱头两部分。有的柱头是莲花瓣形状，上面有二十四道纹路，象征二十四节气。普通的莲瓣望柱头，本是一块瓷实的石头，加工成石别拉时，把望柱头里面挖空了，就像一个空心葫芦。这种石别柱几乎覆盖了整个紫禁城。需要报警时，侍卫将三寸长的“小铜角”（一种牛角状的喇叭）插入石孔内，使劲吹向，通过石别拉的放大，声音飞快传遍四周。如果有外敌从午门入侵，午门守卫会敲响阙亭里面的警钟，钟声会传至太和门广场，其后各处石别拉会先后吹向，一分钟内，紫禁城所有位置的守卫都能听到警报声。这些望柱头形状和纹饰未受到改变，在紫禁城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而通过对望柱头开孔，制成报警器，又发挥了实用功能。

历经数百年沧桑，有的石别拉洞口已被杂物堵上，有的在修缮过程中被新的石材替换了，尽管现在能够通过文献考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已没人能够把它吹响了。

流派不是独木桥

⑴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⑵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⑶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⑷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⑸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⑹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

形式主义侵蚀文化肌体

吴义勤

形式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反对形式主义。近年来，形式主义开始在文化领域大面积蔓延，因形态更隐蔽，其危害也就更大。

文化领域的形式主义因为顶着“文化”的大帽子，常会被人忽略。比如，为了增加出版物的销售量，各种图书排行榜、畅销榜应运而生，但在有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种“商业游戏”和“商业交易”，甚至出现了出版社、作家花钱打榜的现象。热热闹闹的排行榜之后，其实是某些出版商的利益追逐，受损的则是上当受骗的读者以及我们的出版环境。再比如，有的动漫基地、影视基地、文化产业园、高科技园，不计成本地做华而不实的宣传，毁坏了很多农田，却并未见到多少正面效应。还有的地方，从吃的到穿的、从植物到动物、从古人到现代人、从英雄到汉奸，竟然都能成为文化节的名目。文化节不是不可以办，怕的是在主办者的眼里，只有经济利益的大小，而不顾其能对文化发展产生多少补益。

更可怕的是，因为有了“文化”这顶帽子，形式主义有时成了损伤甚至破坏文化本身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在文化形式主义的掩护之下，传统文化可能成为庄严肃穆外衣下的敛财之道，红色革命文化可能变成不伦不类的恶搞狂欢，严肃的历史文化可能成为“戏说”和“宫斗” 的载体，深刻的人性探讨和现实批判则可能变成官场黑幕成功学和青天大老爷的风流艳史。再如，争抢名人故里，对历史名人捕风捉影，乱认祖宗，或者以文化为旗圈地造景，等等，都是名为发展文化，实为败坏文化之举。

文化形式主义的最大危害是弄虚作假，损害文化发展的健康肌体，毒化社会风气。从表面上看，文化形式主义是拜金主义在作怪。正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才在文化活动中抛弃真诚的信仰和痛苦的反思，将文化创造变成了“吸引眼球”的金钱比赛和不伦不类的跟风模仿等。而从深层意义来说，很多人之所以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正是文化虚无主义和缺乏文化自信、根本不懂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功利主义、媚上心理、跟风投机心理和畸形权力崇拜心理的典型表现，是掩盖自己思想能力、行动能力不足的保护色，从侧面暴露了我们的政绩评价、问责机制不健全、不科学的弊病。可以说，假如任由文化形式主义泛滥，其恶果是形式取代了内容，现象取代了本质，虚假驱逐了真实，它只会践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破坏社会的信任机制，助长浮躁功利的习气，损害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

因此，要真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警惕和根治形式主义。特别要从制度设计上不给文化投机行为留有生存乃至效仿的空间。我们的政绩评价应不仅仅看到兴建了多少楼堂馆所这样的工程，更应看到培育了多少精品力作、惠及了多少市民百姓这样的实绩；不仅看到一次性的文化建设，更应关注这种文化投入方向、投入方式的可持续性。对于那些一窝蜂、拍脑袋，不计效果、大干快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主管部门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在考察用人机制上，更要给那些在文化建设领域真抓实干的人、坚持从实际和群众出发为政理念的人更多的鼓舞和力量。

材料一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太用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影视专家表示，《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打造了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不论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效制作，都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除了完成度较高的影片制作，《流浪地球》的主题立意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影评人李星文说，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拯救地球的故事，观众的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对影片感觉很亲切，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受欢迎，也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观影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作品，《流浪地球》仍有不成熟的地方。“影片在人文表达方面有所欠缺，角色行为有时冲动大于理性。”李星文说，但是要肯定《流浪地球》的突破与创新，它标志着科幻片的类型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成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期待日后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人文表达方面双线并进

材料二

喜剧片和动画片历来是春节的常客，今年春节档仍然是延续了喜剧加动画的格局。动画片《小猪佩奇过大年》《熊出没・原始时代》和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覆盖了各年龄段的观影群体，达到了过年“合家欢”的效果。

春节档的喜剧电影汇聚了多位擅长喜剧制作的导演或演员，上映前备受关注。但是上映后的票房全都高开低走，没有出现以往喜剧电影在春节档一骑绝尘的局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电影和观影群体是互促发展的，好的电影提升观众观影品位，有品位的观众促进电影质量提升。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飞速发展，观众对喜剧片的审美品位也越来越高，単纯的叠加笑料难以俘获人心，观众追捧的喜剧电影要有能引起共鸣的主题，还要有原创性的笑料。

(材料一、二演编自《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人民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从2019年春节市场数据来看，今年春节档票房高达58.4亿元，票房較去年保持上升势头:观影人次达到1.3亿，较去年的1.44亿人次有所下滑。排片增加的情况下，观影人次却是下滑的，总票房高的同时意味着平均票价的上涨。

（编自《2019年春节票价上涨:你实现“电影票自由”了吗?1，《网易》2019年2月12日)

材料四

事实上，在正月初一，《流浪地球》的单日票房仅列第4位，排在《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之后。但正月初三开始，《流浪地球》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在此后一直领跑。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显示，《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这再次证明了影片最终要靠口啤取胜。

根据中国电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2019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83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2015年开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的成功逆袭为代表，2019年春节档既充分验证了“质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为业界追求高质量带来了信心。

(摘编自《票房口碑双丰收科幻电影迎来新突破》，《重庆日报》2019年2月12日)

溯源

有一种蛙鱼，幼小时，成群游出河源地带，顺流而下出海，成熟之后，又成群溯流而上还归河源，在那里交配、产卵，力竭而亡。在回溯源流的行程中，不管有多大的阻挠，鲑鱼总是舍命克服。有时溯至断岩，便从水中腾跃入空，直到跃越岩上的河段，继续溯流归源，回到原产地，完成生命之旅，也交代传递了生命的使命。第二代解出后，幼鱼又重复着同样的出海、溯源和回归。

我从电视上看到有关鲑鱼的报导，真是看得我惊心动魄。到底是什么促使了鲑鱼的回归呢？我只能想到，那是生命本能的根源感。记得古诗上有两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马来自北地，不管身在哪里，也能从风里去辨别来处方向。越鸟来自南盛，不管栖于何枝，也能从光热中感认原乡。

③人呢？人又何尝不然？

人类文明中的考古、史学、族谱、传说……不也都是溯源寻根的措举吗？人的形体，不管在地球上迁徙流离得多远，人的心灵，总要回溯时间长流，让精神归本还原。

人类在精神上的回溯，不能只凭本能上的感受，而须透过历史、艺文、习俗，甚至生活记忆的文化潜流，去汇合命脉中的远源，乡愁是一种文化心灵的寂寞。这种寂寞原也是驱促一个漂泊者反省回顾的基本力量。没有那种驱促的力量，一种文化，一个种族，会很快在浩瀚人世汪洋中消失。

曾经在一个宴会里，听一个朋友高谈她游访俄国，为一位俄国老太太带回一份礼物的情谊，她在俄国买到这份小礼物后，用一张日常俄文旧报包裹起来，回到美国后，送到俄国老太太手中。八十高龄的俄裔老妇人，一眼看到数十年也不曾见到的俄文报页，礼物尚未见到，先哽咽啜泣起来。俄文报对她而言，代表的是乡土信息，冲击着她命脉中的文化根源，封装了数十年的乡愁，一下子崩渍泛滥起来。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那样感情泛滥的经历。那年，在重庆乘船渡三峡去宜昌。汽笛鸣起，船起碇开航了。船速渐紧，但见山城倒驰，青山后移，江风呼啸中，历史山川，浮沉眼底。一时，诗的长江，历史教科书的长江，民族文化的长江，全都在血脉中汇流。那样一种浑融浩阔的情感，将我淹没。我伏在船栏上，久久吸咽，不能自己。那一刻，我是长江，我是中国，我是那鲑鱼，跃万里河海关山，回归了本源。

有一个朋友，去大陆旅游，游山玩水，看古迹，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他很奇怪自己的冷漠。直到有一天，他在故乡一座花园中，沿一条石径独行，踩着折转处一道月门时一阵桂花香，隐约扑鼻。忽然间，他双眼含泪。当年，桂子执香的季节，老祖文，肥蟹一碟，老酒一壶，灯下独酌。幼小的他，站在桌边，踮起脚，为祖父斟酒，听祖父说此掌故：海外数十年汲汲，他不乏物质上的丰盈，事业上的成绩，就是无法体验什么是满足与宁静。故园小径，一阵桂香，勾起儿时往事，勾起文化的失落感

海外的侨民，从中国带来宗祠的传统，自身的命脉便和宗亲远源相续，透过文化长流，便超越时空，连系故土，侨乡也就是故乡了。

我们这一代呢？东迁西徙，移居西土，已无宗祠的归属，就像脱离大海的鱼，没有河源可溯了，只有相濡以沫。

我们的下一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