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傻，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傻，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摘编自人民网)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客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人生树下

王开岭

①“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小雅·小弁》，意思是说：桑树、梓树乃父母所栽，见之必肃立，心生敬意。父母者，为何要在舍前植这两种树呢？答案是：“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即让子孙有衣裳穿、有家具使。后来，“桑梓”便成了“故里”的代称。

②树，不仅实用，还意味着福佑、恩泽和繁衍；不仅赐人花果和木质，还传递亲情和美德，承载光阴与家世。树非速生，非一季一岁之功，它耐受、持久、长命，春华秋实，像一位高寿的家族长者，俯瞰儿孙绕膝。所谓“荫泽”、“荫蔽”、“荫佑”之说，皆缘于树。有祖必有根，有宅必有树。再穷的人家，也能给后人撑起一大片树荫。这是祖辈赠与子嗣最简朴最牢固的遗产了。

③幼时，父亲带我回乡下祖宅，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上住鹊窝，下落石几。逢孩子哭闹，祖母便将房梁上的吊篮钩下，摸出红油油的干枣来。后来，老人去世，老屋拆迁，“老家”便没了。虽非桑梓，但我知道，此树乃祖辈所植，在其下纳过凉、吃过枣子的，除了我，还有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它是一轮轮人生的见证者，见证了他们从跌撞的蒙童、攀爬的顽少，变成拄杖的耄耋……

④这样的树，犹若亲属。

⑤老人们讲，闹饥荒时，都是树先枯、人后亡，因为果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树皮。人，只要熬到春天就不会饿死了，因为这时候，树抽芽，野菜生，槐花、榆钱、椿叶、杨穗，都是好食材。

⑥几千年来，凡户居，必在一棵大树下；凡村头，必有一棵神采奕奕的老树。民谣中唱，“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树，是家舍的象征，是地址的招魂幡。它比屋高，比人久。离家者，最后一眼回望的是它；返乡者，远远眺见的也是它。

⑦游同里古镇，听到个说法：江南殷实人家，若生女婴，便在庭院栽一棵香樟，女儿待嫁时，树亦长成，媒婆在墙外看到了，即登门提亲。嫁女之际，家人将树伐下，做成两只大箱子，放入绸缎做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多美的习俗！女儿待字闺中时，对该树的感情定是窸窸窣窣的微妙，那是自己的树啊，盼它长大，又怕它长大。想想吧，像儿伴一样耳鬓厮磨，像丫环一样贴身随嫁，多么暖心，多么私密，多么亲昵。

⑧我若有女，必种一棵香樟。

⑨如今的家业里，少了样东西：树。没有了庭院，没有了户外，没有了供树根深入的大地，只剩下盆栽、根雕和花瓶。这个时代，可稳定传续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动产”越来越少，“祖宗”的符号和痕迹越来越少。“家”失去了树荫的覆护，光秃秃曝于烈日下。

⑩我们的家什、器皿、陈设，包括果蔬稻粟，几乎无一源于自产和自制。我们的双手不再沾染泥土，我们不再是播种者，不再是采摘者，我们最大的身份是购买者，是终端消费者，我们彻底“脱农”了。不仅如此，我们解除了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我们告别了在家门口折朵撷果的劳作和浪漫，我们放弃了对一棵树一株花的亲近与认领，我们失去了对四季和年轮的辨识……大自然里，不再有我们的一方蒲团、一幅凉席、一具竹榻。

⑪树，在马路上流浪。我们只是乘车迅速地掠过它们，透过玻璃扫视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指纹和体温，没有儿童的笑声和攀爬的身影。人和树，亲情已断，形同陌路。

⑫大自然中，没有了我们的亲属，我们成了路人。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