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之美

张金凤

翻开农历，那古老厚重的历史经卷中，二十四节气如椽如柱，如时光的纬编，岁月的链扣，莹莹烁烁，璀璨无比。它们或如窈窕淑女，卓然而立，倩影芬芳，或如洒脱儒生，羽扇纶巾，经纶满腹，述说天道与地脉的关联，引导大地上的生长与收获，生存与养生。

二十四节气是农历的花朵，是时光的碑刻。它是科学的也是诗性的。它是一本历书，从天演而来，从太阳俯瞰万物的目光中提炼出秘笈，为地气所用，为物候贴上标签，由此，天人合一，万物欣欣向荣，大地井然有序；它承载着稻香谷黄，引导着蛙鸣蝉唱，它演示着叶落花黄，沉淀出蜜甜酒香，它浸润着淳朴农人的丰收之梦，也润泽着知性文人的跳跃诗行。它是民间的也是庙堂的。民间的渔樵耕织依附着它，各类习俗节日依附着它；宫廷的礼俗小景依附着它，浩荡的祈天祭地仪式依附着它。它是刚正的也是婉约的。它是一柄无形的长剑，该扶持的扶持，该催生的催生，该挑破的挑破，该斩杀的斩杀；它又如慈母育婴，手掌绵柔，语重心长，百千呵护，仔细叮咛，惠暖稼禾，慈收百果。

节气的风兀自在乡野吹拂了亿万年，农人拾起一粒粒零散的珍珠藏在各自的袖间，直到公元前104年，节气的光辉才被《太初历》播撒，从此，二十四节气正式成为历法，成为人们可以实实在在依附的烟火日子的坐标。

沿着节气行走，我们寻根到太初，被一缕源头的风唤醒本真；沿着节气行走，我们陪着二十四位亲人，走过四季轮回，明晓大地的循环；沿着节气行走，从那镌刻在天地间的古书上读懂乾坤：太阳的源头垂爱，在植物上落脚，最后，收束在农人的锄头上；沿着节气行走，从节气里寻到大自然的规律和秘密，用这把金钥匙打开农耕岁月的宏大史书。

节气是实用的，大地袒露着顺应节气而蓬勃或凋敝，谷仓张开着等待节气来填满粮食；节气是浪漫的，谚语音韵婉转，仄起平收，是一首首民间的诗歌，在传唱中将节气的美和功用传递；节气是智慧的，它天道的规律，被人类发现和合理使用。节气是柴米饱满琼浆溢芳，滋润着绵长而实在的日子；节气是芬芳的花朵，被人们过成节日，装扮着有梦的日子；节气是细密的针脚，将天、地、人这最伟大的三子结合在一起；节气是一把戒尺，严格约束着农事和人们的活动，成为自然万物的时间坐标；节气是流香的宴，节气是酣醇的酒；节气是平平仄仄的诗行在大地上蓬勃生长，随着季风四野吟诵；节气是严肃刚正的史记，在炎黄族谱的血脉中传承。

承天而来的节气与地相合，是一部民间的《诗经》。从民谣、谚语到诗词文赋，文人们被节气的风吹出万千感慨，饱蘸时令的墨迹，采撷节气的珍珠，描摹丹青，赋诗成诵。“清明高粱谷雨花，立夏谷子小满薯”“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从民间采撷并传承来的这些经典，口口传诵，齿颊生香。大地上劳作的农人，感恩节气，节气就像一粒粒珍珠，被风串起，被时光串起，照亮在农人的心头，温暖在农人的心窝。他们像呼唤自家的小儿女一样呼唤着节气，他们喊小雪的时候，内心飘荡着旖旎的诗行；他们说小满的时候，嗅觉里都是麦子灌浆的清香；他们讲到白露，眼睛清澈，内心澄明；他们说到清明，拂堤杨柳已经先于脱口而出的音节而婀娜生烟。

终而复始，循环不涸，节气的河流奔涌在华夏儿女的血管里，演化成遗传基因。现代文明不管如何汹涌，都无法淹没古历的光辉，仍旧有那么多人执著地沿用“初一静思，十五拜月”的习俗，乡村的集市仍旧沿袭着农历里“逢五排十”的集聚规则。农历是中国人的根，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乡愁与情怀。每个中国人所骄傲的是，他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融合成一体，皮肤和眼睛的颜色仅仅是一个标签，农历里的文化才是内核。

走在节气里，你会发现节气的旖旎之美，它是一把折扇，竹骨纱面，掩映着一折一折的流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走在节气里，你会发现节气的韵律之美，每一个节气都是一首民间小调，悠远轻快喜庆淡薄，四季交替炎凉对接，世间更迭，年轮往复，斗转星移里，蕴气象万千；走在节气里，你会发现节气的朴素之美，它是百姓的烟火日子，是北雁南飞春红秋黄的规律，是祖宗藏在光阴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走在节气里，你会发现节气的智慧之美，农谚是节气的注解，是哲学在民间的变身，在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上都带有节气的芬芳；走在节气里，你的血脉更蓬勃，你的骨头更坚硬，你的气节更昂扬，你的民族、你的基因、你的灿烂历史，被节气披上了一身灿烂的霞光。

（选自《人民日报》2 018年3月28日）

（摘编自王冉冉《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

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等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烝”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