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刑徒兵制是一种征发刑徒为兵的制度，一般由皇帝颁发诏书，变更特定刑徒原来所服之刑，代之以从军打仗，戍守边疆。此种制度孕育于战国，流行于秦汉。

在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当兵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庶民和奴隶只能充当徒卒或私养。商代士兵的主要是“众”，这些“众”是王族和其他贵族的族众，属于统治阶层。在西周，只有“国人”才能当兵。战国以后，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为扩大兵员相继实施改革，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典型。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开始实行普遍兵役制，要求所有适龄的健康男子、适役的人员都要服役，甚至刑徒也被征发充军。

秦至西汉前期，国家武备由京师南北军和郡国兵构成，集兵方式采用义务兵役制度，只有遇到紧急军情时才大规模使用刑徒兵。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二年冬，陈胜部将周章率十万大军兵临函谷关，军情紧急，秦二世采纳少府章邯的建议，发骊山徒击破周章军。此次发刑徒为兵，属于非常之举，而非常制。汉初，刘邦曾使用刑徒兵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这次使用刑徒兵的背景是陈稀的叛乱尚未结束，对于讨伐淮南王英布面临着无兵可派的困境。

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突出，自耕农日益减少，秦和汉初以来的征兵制开始遭到破坏，加之对外战争规模巨大，发刑徒为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汉武帝击朝鲜，平南越吕嘉，平益州、昆明反叛均使用了刑徒兵。

东汉时期，田庄经济成为地主经营地产的主导形态，刘秀“度田”的无果而终，意味着国家的“不抑兼并”，最终导致大量编户民流亡或投依田庄，征兵制的社会基础面临崩溃。同时，刘秀担心归附的军阀拥兵自重，地方将领利用地方的常备兵谋反，于是在建武七年下诏罢郡兵，刘秀的这些罢兵措施，实际上等于废除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正卒制度和更戍制度，导致“郡国无常设之兵，关隘无人驻守，而且国境地带也无当番守望的戍卒”。为了解决兵源不足和兵制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东汉政权加大了对刑徒兵使用的力度，刑徒兵的作用更加突出。光武帝征公孙述、征五溪蛮、卫护和监视南匈奴单于，明帝平西羌，章帝平澧中贼、定西域均有刑徒兵参加。此外，东汉使用刑徒兵不再囿于具体战事，每隔一段时间皇帝就会下诏赦免刑徒，令其戍守。据《后汉书》记载，明帝从永平八年到永平十七年，四次下诏赦免刑徒到朔方、五原、敦煌等处充任士卒。章帝亦多次下诏赦死罪囚犯诣金城等郡县戍边。由此可见，东汉发刑徒为兵不再是临战而发，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定制。

(摘编自孙志敏《秦汉刑徒兵制与谪戍制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