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与科技对艺术助力的震撼和艺术对科技批判的震惊相比，科技对于艺术的发威、震慑或制约是一种“含蓄的震慑力”。

现代社会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理性往往有条件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那些脱离科学常识的艺术创意受到科技理性的严肃批判，被当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兴起之后，神话与传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们是不可由同行复制并检验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驾驭自然力。因此，当科技昌明之际，神话就销声匿迹了。与之遭受类似挤压的还有仙妖、魔法、玄幻之类精神产品。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艺术历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才能或产品。尽管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不仅是那些需要学徒吃苦耐劳的艺术复制环节逐渐被相对轻松的数码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员通过涉险展示勇气与才华的角色逐渐被数码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来仰仗天才、灵感、直觉、顿悟的领域也渐渐为人工智能所蚕食，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由人设计和应用的阶段，虽然在感知、记忆、应对、决策等方面显示出某种与人类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没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动机、态度，也没有独立意志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仍然是人类的助手而已。不过，许多人早就预言上述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奇点”。这种质变是否会真的发生，只有历史发展才能回答。

如今，科技与艺术互动的平台已经不限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区域性国家联盟，而是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科技交流更多被当成硬实力输出，艺术交流被当成软实力输出，通过艺术展示科技实力（或者通过科技展示艺术实力）则构成了巧实力的一种形态。这类文化产品通常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仅推广了其意识形态，且展示了其科技水准，在精神层面对被输出国家的观众形成了某种震慑。在科技实力的裹挟下，艺术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缩，创新创造可能走上歧途，不仅无助于人类形成和巩固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加剧当下不同文化与文明、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立和冲突。

科技理性对于艺术感性的制约、人工智能对于艺术角色的取代、科技实力对于艺术精神的裹挟，体现了科技对于艺术的震慑。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博弈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心理来说堪称举足轻重，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博弈是非零和性质的。

（节选自黄鸣奋《信息时代科学与艺术互动的三种模式》）

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置疑地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瞬息万变,进入了我们现实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视觉文化转向”,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消费型社会更加强化了建立在影像基础上的文化,越来越多的图像加速“挪用现实”,社会几乎被图像“绑架”。复制技术让影像的生产和消费不仅高度繁荣,而且正越来越自主化。传统社会,人们欣赏艺术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在数字时代对数字技术所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视觉形象,人们是因拟像世界的围剿而不得不去关注与传播。这些视觉形象是符号,而不是传统的艺术。艺术审美的韵味被数字时代拟像世界的“奇观”所带来的震撼悉数替代,人们逐渐习惯于被动地为图像所逼迫,而不再有意识地、自为地去选择欣赏的对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即时审美的冷漠与疲劳。

图像作为表述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欲望映像,强化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人类的自身经验被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满足人类意愿的观看的对象。数字时代既能生产图像,又能消解图像(泛滥的PS技术便大大提升了图像的虚拟化程度,将图像随意拼贴、篡改、美化)。于是各类恶搞、戏仿、游戏、虚无主义、道德主题等杂糅在一起,图像的表述失去目标与信念,人成为空洞的能指。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数字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对真实的证明是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虚饰成了现实的核心,艺术因此表现为无处不在。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精致的精神活动,艺术被符号统领,泛化为日常的一种基本审美和即时审美。

数字时代,技术作为“物”的存在逻辑已经让位于“物与人相互融合”的逻辑,即技术的人文性。随着人类对于机器以及对于机器与人类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的认识不甚了了,人类对机器产生恐惧与敌意。事实上,我们不断与机器分享空间,并与之相互依赖。数字时代,网络似乎在构筑人类与机器的边界,但又不断让技术更吸引人,让人与机器更加唇齿相依。

艺术主体由此经历了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机器和技术的介入,使传统艺术家的中心和霸权地位被严重消解与解构,数字化网络使艺术家的中心身份模糊。发送者和接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绝对界限已不复存在。

比特打造的“数字化境遇”为人类诗意栖居营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超现实氛围,逐渐走向成熟的虚拟现实技术,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表现也逐渐成为可能。“数字人格”“技术理性”使主体变得越来越自由,也变得越来越肤浅与模糊。艺术本来是虚实相映的,文化则来自虚幻形象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数字时代,却出现了用虚幻的形象代替一切现实、用形象化生存代替真实生存的趋势。

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带来了文化和艺术权力的场域重构,离艺术自律论越来越远的大众文化,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艺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在变,但每一次变,都带着数字时代的深刻烙印和脱胎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其目的性、狭隘的功利主义、醉心效率的工具性以及非人性化的表演性,均在失去艺术自律的道德参照后,愈演愈烈,滑入失控的边缘。“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和自由的丧失”……这一切,都让我们熟悉的“艺术”面目全非。数字时代的艺术生存,已无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独辟蹊径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诗意而澄明的世界。

(摘编自王菱《数字时代的审美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