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英文简称AI。人工智能技术会朝着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发展，医疗、教育、金融、衣食住行等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渗透。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人才之争。我国AI人才以80后作为主力军，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人才需求量也以这些城市居多。中国对于AI人才的需求数量已经突破百万，但国内A领域人才供应量却很少，人才严重短缺，中小企业招聘更加困难。此外，企业对于AI人才的招聘门槛相对较高，硕士成为最低门槛，偏爱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专业以计算机、数学、物理为主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目录，“人工智能”专业位列其中，有35所高校获批建设。“它反映的是我国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万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设立，对我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人工智能新观察》）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现状调查》）

材料三

尽管我国在一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算法方面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但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在高精尖零部件、技术工业、工业设计、大型智能系統、大规模应用系统以及基础平台等方面。专家们还指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面临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挑战。

易建强说：“与人工智能发展成熟且处于前列的美国等相比，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论文数量方面超过美国，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影响力尚不及美国或英国同行，而外国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尖端人才又没有引进来。

据统计，美国半数以上的数据科学家拥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在中国，超过40%的数据科学家工作经验尚不足5年。还有，在中国只有不到30所大学的研究实验室专注于人工智能，输出人才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人工智能企业的用人需求。此外，中国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大多集中于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其他领域的人才相对匮乏。在产业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虽然已经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但专家表示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传统行业的业务需求与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成果之间尚存在不小差距。

（摘编自《中国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材料四

在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案例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汉诺威工博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工厂内已经安装了很多传感器。但从今年起，人工智能开始走进工厂，机器开始学习了解工业生产的日常活动。未来基于数据的工业生产变得更加智能。”高级研究员施瓦茨说：“人工智能的应用减轻了工人的负担。长远看，还能帮助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挑战。”

但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也让部分专家看到了潜在风险。施瓦茨说：“尽管人工智能走进工厂不会像在消费端那样收集过多的个人数据，但是工人无论自愿与否还是会成为人工智能追踪的目标。我认为相关部门要加强立法，划定其应用的边界。”

（摘编自《当人工智能走进工厂》）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一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一家庭一国家一世界一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①今天，未必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阅读器。但当你在拥挤的地铁里打开手机阅读一本传奇小说，或者对着电脑用鼠标拖动一本畅销书节选时，电子阅读正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普通人的生活里。数字出版，特别是电子书出版领域暗流涌动，纷纷“试水”电子阅读器；而民营出版商进军数字出版的步伐更大，继盛大以999元的“震撼价”推出电子阅读器Bambook后，万榕书业称，今后所有图书将在纸、手机、Pc、阅读器上同步出版，万榕书业由此成为全国第一家全媒体出版商。

②甚至，关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谁更可读的争执，也已经展开。有人表示，自己仍然无法接受阅读电子书，而更喜欢传统纸质书在手指间翻过的感觉。纸质读物的优势，首先就是一本书自有其独特的收藏价值，毕竟当自己使用了一些资金把书买下之后，它就是属于你的东西，而且那种时时洋溢着翰墨书香的纸质阅读对阅读者在人品、情感和文化等方面巨大而难以言传的熏陶作用，是电子阅读永远不可能代替和削减的。但也有人坚称，传统出版物定将消亡，电子阅读代表未来的希望。由于环保的概念在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宣传、所以纸质读物的存在价值已经慢慢在走下坡路，毕竟纸质的东西还是需要通过砍伐树木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而且由于纸质读物的重量问题，也不方便携带，再加上数字化信息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更多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避免了砍伐树木的问题，还正好利用起了这个3G时代的信息量。故而纸质书何去何从的确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③听上去，似乎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经开始。新年伊始，中国第一次电子书产业论坛召开，出版商和销售商纷纷参与讨论，规划中国电子书产业的未来。另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作家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试图同时发行新书的纸版和电子版，由此产生版权纠纷。《古炉》的纸质书还未面世，其电子版却提前“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网易读书频道的这一做法提出了异议。对于出版社而言，“首发”问题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该社事先并不知道贾平凹将作品的电子版权授予网易读书频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社在签下《古炉》版权时，合同里也包含了电子版权的条款，因此《古炉》的电子版权应该归属于该社。不过，网易读书频道主编则表示，网易拥有《古炉》的电子版权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是经过贾平凹本人授权的独家、首发、全本电子版权。这场纠纷，□□把它看作一个版权归属问题，□□说是为新旧两种阅读方式的断裂提供了佐证。

④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阅读方式的孰优孰劣。唯有那些重视“阅读”内容本身的人，才可能体会一个浅显的道理：阅读的本质，是不会随着工具的变化而转移的。

⑤无论是在蕴含最新科技手段的电子阅读器上，还是在平实或装帧华丽的传统书本里，一本书不会教会人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阅读所追求的本质是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是由油墨印刷在纸张上，或是由“电子墨水”显示在电子屏上，又会有什么区别呢？阅读工具改变的是阅读者的附带体验。喜欢传统书籍的人，或者是习惯了书本的翻读方式，或者是重视由纸感、墨香等组成的文化气质。而电子书痴迷者，可能为携带方便、查阅简单等原因而感到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阅读器的出现给人更多选择，也带来更多新意。但它只能做这么多。在纸张上还是电子阅读器上读书，既无法改变一个人对于图书内容本身的汲取和理解，也无法改变读者由读物本身所得到的学识和智慧。在完成将内容传递给读者这一工具性作用之后，阅读手段就退隐了，书的本质作用开始显现。

⑥当然，读书历来是一件掺杂着多种复杂情感的事。所以，坚持传统阅读的人和将传统书本换成一个薄薄的电子阅读器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私人性的，都值得尊重。如若将这些私人选择对立起来，显然很不明智。

⑦作为产业的电子出版，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占领市场的一种新策略。但对读者而言，过分纠结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的优劣，恐怕不是件好事。但愿对阅读方式的过度关注，不会掩盖阅读内容本身。因为毕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读，书还是那本书。

(据《不管用什么读，书还是那本书》改写，原文载2011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它们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而是一种态度和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反倒是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更为直接。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他们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痛快”。而《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把“江湖”这个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王建军

因血缘关系而萌发的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并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的轨道，将对家长的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的影响及古代思想家们的包装下，这种血缘关系的不同却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尊卑的客观基础，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贵贱亲疏的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的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古代家庭中的儿童备受其害。可这压抑儿童天性有损家庭和睦的家庭教育主张却能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身居这一文化环境中，任何家庭都难以摆脱这一教育模式的张力。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谐，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庭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继承家庭传统的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等家庭，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这一目标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从中吸取教训，免蹈覆辙。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读书乃是谋生的第一要务，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家庭“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的追求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