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救。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白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藉历史学家黄仁字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佶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远在美国的黄仁宇对沈玉成完成的第一章修改稿非常满意，但他坚持要亲自审阅以后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皇皇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后来，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有删改）

①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料峭春风乍起还寒”的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动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外古典学界所瞩目的“高天风筝”，傅先生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相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已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望，永远受崇敬。

——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望的学术丰碑》

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料，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丁聪百年，漫画一生

2016年12月6日，丁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漫画史上的重要人物，上海举办了丁聪百年诞辰纪念展，纪念展题写的八个大字“丁聪百年，漫画一生”可谓概括了他与漫画的一生情缘。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呈现在少年丁聪眼前的无疑是最具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的景象。在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伟大与渺小、艰难与安适，都以各自的方式存在着；战争、革命、商业、时尚等，不同的主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对那些热爱艺术、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最适合于他们成长、发展的天地。说到自己艺术修养和风格的形成，丁聪总是会提到在上海旧书店阅读那些欧美时尚杂志、电影画报的经历。正是这样一些杂志，还有不断上演的好莱坞影片，使年轻的丁聪的思路活跃起来，眼界开阔起来。

父亲丁悚是现代中国漫画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儿子也走美术之路。丁聪却自己喜欢上了这门艺术。有一天，他忽然把自己画的京剧速写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不由得感到吃惊，他的笔触竟然如此生动而准确。他们没有想到，经常跟着父亲观看京剧的丁聪，不仅学会了拉京胡和吹笛子，还拿起了画笔。

丁聪在上海美专虽只抽时间自学了不到一年，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笔从未停过：教室里围观的学生们，头戴礼帽横坐在电车条凳上的乘客，麻将桌上专注的妇女……

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艺术家的灵敏嗅觉。从最初走上画坛的时候起，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专注于描绘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勾画那些社会暗角的丑陋。

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而言，丁聪的政治讽刺画，无疑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比如一幅《现象图》长卷，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贪官、伤兵、淑女、官商、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因幽默而带来的阅读快感，是漫画必不可少的功能。然而，丁聪的重点在讽刺，无论社会讽刺，还是政治讽刺，他的笔是凝重的而非飘逸的，他的心境是严肃的而非轻松的。

当把丁聪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欣赏时，我油然想到那个传统的理论术语：现实主义。无论在三十、四十年代，还是在八十、九十年代，青年与晚年，一脉相承，冷静而尖锐的目光背后，是对现实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态度，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性。

“文革”结束后，晚年丁聪又挥动起他的笔。从磨难中走来，他仍具有活力，他的画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仍让人赞叹不已。他的笔端，有时也有幽默，但更多的时候，是辛辣的讽刺，是入木三分的解剖，情感也是沉甸甸的。

晚年的丁聪，依然年轻而富有朝气，每逢聚会，只要丁聪在场，关于他的黑发，总是成为少不了的一个话题。其实，真正让丁聪永远年轻的是他的达观精神。一生的风风雨雨，着实让他经历了不少磨难，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生活和艺术的热情。他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看待一切。因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在这些年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思想从来没有衰老，他的漫画，将历史反思和现实感触巧妙地融合起来，显得更为老到和精粹。

斯人已去，艺术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