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次城市总体规划，以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为突破口，以改革发展为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到2020年“大城市病”得到缓解，到2035年“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到2050年全面形成具有首都特点、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现代化超大城市治理体系。

（摘编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材料二：

数据经济学人智库《2017全球宜居城市报告》

数据中科院《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

材料三：

城市化是人口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过程。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化思维指导下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营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人们对“宜居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新时代的新城镇格局下，城市宜居方案发生了新变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城市宜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提到德国弗莱堡，这个城市在法规体系、交流学习机制和市民参与等方面表现卓越，超越了传统模式，让居住者的幸福感可持续，最后达到城市居民寿命的延长。关于生态宜居城市的标准，仇保兴说，要由城市居民“用脚投票”决定。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则表示，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市场方式补足了城市的服务业短板。

李铁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要增加包容，要欢迎与新经济模式相关的市场化主体和外来人口参与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其次，要转变执政理念，要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不能以精英思维排斥任何城市需要的人口和产业；最后，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现出真正的生态宜居城市理念。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7未来城市峰会：聚焦生态宜居与城市生命力》）

材料四：

宜居城市，通俗地讲就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从学术上讲宜居城市更加强调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和人文环境等。

“宜居城市”是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目标。“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具有层次性。较低层次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满足居民对城市的最基本要求，如安全性、健康性、生活方便性等；较高层次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满足居民对城市的更高要求，如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舒适性、个人的发展机会等。因此，城市建设要关注城市安全、健康、舒适、便捷等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并注重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持城市和街区的风格。同时要高效和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更多、更适宜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空间。

（摘编自张文忠等著《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历史与我何干”的心态、诋毁英烈的谣言，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心态。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否定中国历史和现实，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二是宣扬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及西方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进一步凸显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正因为形势严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要有一种阵地意识。

如何守护好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南京市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为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加大了对历史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力度。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成倍增加，有效地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作用。

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个保护、开发、传承爱国主义遗产的良好循环。加大公共投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环境美化、展品创新、纪念品开发等环节，都要突出教育功能，要让参观者在浸润式的环境中感知感受、认知认同爱国精神。

（摘编自蒋芳《守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

材料二：

在讲好爱国故事这一点上，目前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困扰。

“看不懂…靠自悟”的现象，在一些传统的文物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普遍存在。有的展览多年不变，有的解说艰涩难懂，有的摆放山寨文物，等等。这样，很难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感知爱国故事、历史文化的魅力。有的爱国主义教育仅停留在参观旧址、实物和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上，跟不上时代脚步，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探索，很难有时代感；有的爱国主义教育简单拼凑，打造不出品牌特色。讲解方式千人一面，讲解员队伍建设问题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一大难点。

材料三：

目前，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较为滞缓的建设速度不相匹配，已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该多方位做好延伸和保障工作，提升爱国故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一方面要加大免费开放的力度，突显其教育价值，并保障经费的投入与使用切实到位，实现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自2008年起，国家要求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了解到，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多年没有增加，而场馆陈展及建设现代化水平高，对科技手段、现代化设备设施依赖程度深，导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金吃紧。

另一方面要丰富基地构成类型，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要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深入人心，就要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去。文物博物类、革命历史纪念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统基地构成模式，还可增加风景旅游区类、科学技术观念教育类、劳动实践体验类基地，尤其应该多建设一些改革开放成果教育类基地，如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科研基地，让大家感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摘编自滕军伟《讲好爱国故事，发力何处》）

材料一：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3%.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此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者年人共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速快、高峰化，空巢化、城乡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使得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摘编自《论居家养者老服务发展趋势》，《中国人口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材料二：

(摘编自《我国老年人口加剧，养老面临挑战》，《华经情报网》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如何养老呢？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均养老等各种方式。但受儒家思想影响，老年人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子孙绕膝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传统沿袭下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对老人进行赡养，满足老人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养老方式，它的特点是“居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即便如此，可如今的“4-2-1”家庭结构模式，意味着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个老人的义务，加之工作、教育孩子，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分身乏术。再之，有些老人久病卧床，常年照顾老人的子女或媳娇难免心存间隙，矛盾不断。值得一提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且有46%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疾病，一旦老年人在家中突发病情，子女不在家，且医疗条件不足，将很难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

（摘编自《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的研究进展》，《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04期）

材料四：

北京大学表方教授认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整合医院、社区、机构、家庭资源，构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机构保障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构建过程中，首先，政府在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资金上应给予大力扶持，让中国式养老变得更加便捷、精准。其次，须将社区医院的人员编制完全归入大型医院，使社区医院成为大型医院的下属网点，由大型医院定期或轮流向社区医院派医生和护士，以此大幅提高社区医院的医护水平；也可采取医社合作形势，即大型医院向社区医院派专家坐诊，同时社区医院派医生到大型医院进修，以传帮带的方式快速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最后，在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中，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此，在养老机构选派生活护理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社区医院也应选派医疗、医护人员共同前往，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就可以及时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

（摘编自《新常态下我国养老模式的创新》，《税务与经济》2019年第2期）

材料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网约车逐渐成为了国民出行的一种习惯，用户规模将稳定增长。据统计，2018年网约车用户规模达到3.43亿人。作为新兴行业，随着大众的喜爱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网约车还衍生出多种租车模式，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当然，我国网约车行业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低，拥有一辆私家车、一部智能手机就具备运营基本条件。但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不同，前者从平台责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保险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乘客消费运输服务过程的权益如何保护到发生意外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保障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而且网约车在价格定位和目标消费群体方面也没有与传统出租车形成错位发展，大都处于税收盲区，不同程度存在逃避税收现象，这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经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另外，行车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是车辆本身的安全性，是否年检合格等；另一方面是司机的营运资质的问题。为了驾驶安全，国家对出租车司机比普通司机有更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一年多前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网约车新政”），是顺应改革大势和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但各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对投放运营的网约车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对投放运营的司机和网约车分别做出了限制。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而言，严格限制为本地户口。有关专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网约车的价格上升，使乘客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这与乘客所期待的背道而驰。同时，网约车的监管主要是由平台以及政府分别进行，但网约车平台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管缺乏衔接与配合。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网约车平台隐瞒了大量网约车“黑户”信息，致使平台监督与政府监管无法衔接，更无法配合。管理网约车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网约车市场、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资质和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网约车平台收集的司机和乘客信息需要上报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部门审查备份。但网约车有别于出租车，将其置于传统出租车管理部门下，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材料四：

网约车行业这五年经历较快发展时期后，又迅速步入洗牌阶段。网约车行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共享经济风潮诞生，造成大量企业跟随网约车风口入局，市场产生大量同质化产品，并严重挤压市场空间。网约车纳入政府监管平台后，无法适应监管的企业悄悄退场。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走向推动行业整合加速，由鼎盛时期的三四十家网约车平台到现有屈指可数的平台数量，市场呈现寡头趋势，而且一家独大之势会继续发展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需要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服务，才有机会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现阶段中国网约车产品覆盖地域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下沉三、四线城市机会。网约车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短期内，网约车在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不会有太大突破，盈利模式探索和产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可加快在三、四线城市发展。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异化在缩小，在出行消费升级趋势下，其需求量也较为充足。在供需两方面推动下，网约车在三、四线城市存在发展空间。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发展趋势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