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其人其诗

彭俐

①2015年4月26日，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天。我醒来很迟，习惯性地先看手机微信。“诗人汪国真于今晨2点10分病逝，享年59岁”的消息，惊得我猛然从床上蹦下来。职业敏感让我立即给“人物版”编辑打电话：“我要写汪国真！”

②记得那是1989年的秋天。

③与诗人汪国真第一次见面，是在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中。他戴一副眼镜，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声调不高。当时的他还没有出版诗集。小有名气，但是他目光犀利，谈吐自信，一副笃定的样子。回家途中，我们骑着自行车，谈起各自的爱好，都喜欢写诗，也都发表过一些作品，于是很有共同语言。

④大约一两个星期过后，我有些意外地接到汪国真的来信。他寄来一沓他发表过的诗作，附带一纸信函。他的诗，的确让我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诗句不长，也不晦涩，不像当时和现在许多暗语、经咒、密码式的诗歌写作，需要费神费力又不讨好地猜测，最终沮丧地怀疑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而他的附信措辞非常得体，请我为他的诗歌写一篇评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同是年轻的诗作者。

⑤这篇评论发表在20多年前《北京日报》“广场”副刊，题为《一支红蔷薇——读汪国真的诗》。

⑥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日报》虽属大报，却只有4个版，可谓寸土寸金。当时的副刊（一周仅有两期）都刊登哪些作家、评论哪些作家的文章呢？作家有刘白羽、管桦、刘绍棠、草明、韩少华、启功……，被评论的作家有艾青、浩然、刘恒……。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作者汪国真，不惜版面地给予隆重“推出”，应该说是非常有魄力，有眼光，也是非常难得的。

⑦如果说《北京日报》最早发现、报道了后来轰动诗坛的诗人汪国真，而且最早给他的诗歌以及艺术风格颁发了褒奖的“证书”，并且有详细论证、一锤定音的深远效果（即便今天看来也一点儿不过时）的话，那么，这里确有跨世纪的文字为证：

“汪国真的诗从不虚张声势，最多不过二十几行，如山间小溪蜿蜒流淌，清冽甘甜，款款注入心扉。

“读罢汪国真那一篇篇短小凝练，却意味深长的作品，不禁感慨系之。既为青年诗人执著的艺术追求所感动，同时也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年轻的风而庆幸。

“汪国真的组诗《年轻的风》，集中体现了诗人笔耕的特色。在《美好的情感》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总是从最普通的人们那里，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情感。风把飘落的日子吹远，只留下记忆在梦中轻眠……’从中不难看出他锤炼字句的非凡功力和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

“……汪国真受家庭熏陶，从小就迷恋琅琅上口、气度从容的唐诗，许多名篇佳作已经倒背如流。在暨南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时，他能每天将《唐诗三百首》中的十首背诵下来。汪国真偏爱李白、李商隐的作品。受其影响，他的诗篇清丽潇洒，同时又不乏警句。汪国真不断追求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

“佳句妙语如珍珠玛瑙，在汪国真所营造的琼楼玉宇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热爱生命》中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

“短小、凝重、清丽、隽永，这或许是汪国真作品的艺术风格吧。但是，诗人为什么会做到惜墨如金呢？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诗句来回答吧：‘过于慷慨，有时，倒不如，过于吝啬，一支红蔷薇，要比一簇红蔷薇，更富有魅力’。”

⑧正是因为这样“一支红蔷薇”，汪国真和我慢慢从陌生到熟悉。

⑨后来，他只要一有诗集出版，就会约我庆贺一番。从1990年4月出版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开始，一发不可收，《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一本比一本畅销，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册。于是我们的话题一边倒地谈论他的成功。他兴奋地讲述社会各界读者的反响，不住地念叨诗集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以及盗版量，慨然有南面之意，我也不便打断他。这倒不能怪他。谁让事情那么邪性呢——“汪国真热”席卷全中国。

⑩汪国真是有争议的人物，而如今有人还肯为你争议，就表明你不是无足轻重。交响乐是音乐，小夜曲也是音乐。你的作品，是诗歌中的小夜曲，轻柔，委婉，不失典雅，有点儿宋词现代版的味道，很像晏几道。你在中国现代诗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玲珑一塔，清溪一脉，从不故作高深。亦不玩弄技巧，更不拒人千里地释放烟雾，而是把彩虹的鲜明绚丽捧给读者，那是雨中人苦苦等待的结果。

（摘自2015年第6期《新阅读》）

泥土的虔敬

石耿立

顺着畦埂走，不知不觉，你就忘了回家的路。特别是有青纱帐的时候，那畦埂的深处，就像有一种诱惑，逗你让你向更深处走，前边无人，后面也无人，你只想这样一直走下去。母亲的声音传过来了，显得辽远，显得空茫，那声音在庄稼的秸秆上来回震荡，一圈一圈，最后把你包围，你知道，有母亲声音的地方就有家。在畦埂上走的时候，能听到母亲的叫声，是一种幸福。

每次从城里回木镇，把随身的东西往家里一扔，如果不到畦埂上走走，心里就像欠缺一块。父母知道我这个心病，有时才到家门，没和父母搭话几句，母亲就会急着撵我，走吧走吧，到地里转转去吧，反正在父母跟前待不住。

一回家就往地里跑，这举止是被某些乡间人耻笑的：已经是城里的人，还脱不了乡下的土气。我有时就想，在田野中间的畦埂上，搭两间草庵或者弄两间黄泥屋子，住下也不错，索性就做一个陪伴庄稼和自然的耕读者。但我没敢说出来，乡下人一定会说我作，大家都挤破头往城里钻，你偏好折身归返到田地里。

是的，我承认自己内心对泥土的迷恋，总觉得自己的一部分还在泥土里。记得小时，在街道或是畦埂跌倒，母亲总是在地下抓一抔土，喊：“回来，回来!”委顿的神态就立时精神了。

有一年的冬日，我在城里整日整夜睡不着，每到晚间，必得把两只耳朵用棉花堵上，否则一点响动就心惊肉跳。当时还不知抑郁这个词，，但总觉得生活就像冬日里的薄幕，沉默压抑。常常是天黑透了，我推开老家木镇的门，当时母亲总是惊愕地从油灯下站起，起身时，母亲带起的风把那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斜，我却觉得温暖无比。特别是下雪的时候，我进屋，母亲用笤帚为我的身上扫雪。

是什么让我迷恋那些畦埂呢？我自己也摸不清。也许这种神秘的牵引，只能用古老的乡间哲学——命这个字来解释，其实所谓的命就是一种生命的密码，没有人能破译得了。

一踏上畦埂，漂泊巳久的人，就像接通了某根神经，情绪一下激荡，好像听觉味觉嗅觉都重新张开了。有时走着走着，你不自觉地就想吆喝一声，哎——哎——哎。想到小时候，我们在地里割草，割累了，就把草摆在畦埂上，然后就吆喝起来，哎——哎——哎，不多一会儿，远处也有人吆喝起来，哎——哎——哎。这边呼，那边应。

整个平原都是哎哎的吆喝声，仿佛无数孩子的嘴在半空中呼喊。

麦子扬花的季节，我曾扛着铁锨追随着父亲把河水引到地里给麦子浇水。那些草啊庄稼啊，像是过节在等着这一顿酒似的，有的庄稼像是酒量大，刚喝完，还没咂巴嘴，就引诱畦埂网开一面，在人不注意的时候松软出一道口子，再喝几口，咕咚——咕咚——嗝——清风拂来，青苗与我的心都在醉舞。那时的蓝天白云青苗，从此成了我人生的底色。

这时父亲就大喊着：快堵上口子，别把麦子撑死了!

其时，经过少雨的春天的庄稼，灌了几口猫尿似的酒，一个个如灵魂附体，浑身颤抖。酒不是把他们灌醉了，而是把这些小生灵们的筋骨唤醒了，伸胳膊伸腿的，大呼小叫的，到处都是吱吱的争先恐后的拔节上蹿声。那些畦埂却好像是父亲给出的一个个咒语箍住那些小生灵，怕他们得了便宜卖乖，发疯。

原本我想放这些麦子一马，让他们喝个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到麦子登场的时候，好记得我的好，把最好的面筋和淀粉奉献出来。但听了父亲怕撑死他们的话，就让小生灵的肠胃欠一点，不知他们会不会怨恨我。

我常想畦埂是农人的精神线条，是农人的美学。父亲在田地里打畦埂的时候，把畦埂打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究，就像做活的木匠一样仔细。我们家的地，每一块都是笔杆条直的同样宽窄，那畦埂也是宽窄一样，如模子倒出来的。每次打畦埂，父亲先是眯起眼照一下，用步伐量一下，或者放线，然后把打畦埂的松土用脚踏实。每个地方踩几脚，父亲都用心查着，口里念叨着，一脚不多，一脚不少；这个畦里种甜瓜，那个畦里种辣椒大葱，在畦埂的边上，就种绿豆或者小豆；父亲爱喝酒，每次都是从畦埂的边上摘两根黄瓜，回家用井拔凉水一洗，然后用刀拍一下，放上盐、醋、蒜或者芥末，然后用他的锡制的咂壶温了酒喝。每次母亲都劝他少喝点，父亲总是讨好地笑着说：“就二两，就二两。”那时就像个馋嘴的孩子。

畦埂有四季，也有脾气。我以为春温、夏酷、秋沉实、冬肃然。在木镇，我生活了二十年才离开，那畦埂就像我的肋骨，我知道她的根底。惊蛰了，地里的一些生灵开始活动筋骨，那时畦埂上就像起了泡泡，一堆一堆的土。父亲说，那是蚯蚓或是别的虫子开始钻出来透气。那时的田野总是蒸腾着一层热气，是封裹了一冬的阳光，开始在田地里溢出来。刚播下的种子或是经历一冬的麦子，这时都像张开了嘴，大口大口呼吸，这时的土地和畦埂是温暖的。而到了夏季，你再赤脚踏.上畦埂，就感到像踩着了红彤彤的鏊子底；到了秋季，畦埂好像陡然瘦下了，那是庄稼把他们挤的。别急，收获过后，畦埂是霜和雪留恋的地方。那时的畦埂变硬了，一场大雪后，那些畦埂突出在田野里，如散了架的马倒在雪地里。

畦埂会老，但他会活着，即使龙钟年纪，那更有沧桑。我原先曾天真认为，畦埂也如这土地上的人会生生不息，就像一代人老去，他的子孙依然顶替着在土地上活着。但我现在回到木镇，看到很多的土地荒芜，畦埂也委顿了，甚至再也看不到踪迹。我想到，有一次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母亲想用手抠下，又想卷起衣襟擦，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父亲羞涩了，但母亲的亲昵是对劳作的一种尊重。泥土在脸上怎么了？有时米粒和碎馍掉到地上，父亲拾起吹一下，或者母亲用衣襟擦一下，就填到嘴里。泥巴在父亲的脸上，不就是土地的徽章吗？作为对一辈子的老邻居的奖赏，是否在父亲的脸上撒一把草籽，用洗脸水一浇就能发芽？

诗人雅姆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对有泥的人有过足够的尊重呢？我们向泥土敬个礼吧。

现在，父母故去，我看到的乡间，多的是田园荒芜兮，心中难掩悲抑。回吧，回吧，我低声告诉自己。在归去的田野里看到一具鸟的遗骸，鸟的零散的骨架和半片羽毛，这小小的飞翔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我把她埋在田野里，低头祈祷，会有人发现那像小坟包的鸟的埋葬地，来凭吊飞翔吗？

我心里一紧，有谁凭吊小时的畦埂呢？这土地的肋骨已灭绝，其实灭绝的何止是这些畦埂呢，那些老旧的街道、碾盘，还有远离这片土地的萤火虫，乃至更远的白鳍豚华南虎，这些文化的或者生物的精灵们，因为什么灭绝呢？是为人类的贪婪殉葬吗？

顺着畦埂，我真想酹洒一杯老酒，去和麦苗重温昔日的痛饮……

（选自2017年第1期《星火》，有删改）

跟着洒水车飞跑

胡廷楣

①“嗦哆瑞咪”……听到这样的声音，抬头一看，哦，洒水车来了。安静的午后，街上并无行人，车缓缓开过，水洒在几乎一尘不染的街道上。

②怎么？我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哆咪嗦咪”……

③六十年前，上海的夏天，经常有洒水车开过。车子的喇叭，就是这样的声音。洒水车开在淮海路上，不过是一道风景而已，开在长乐路上，才真正成为儿童的快乐。

④隔着一条长乐路，是两条石库门弄堂，和合坊和杨家弄，弄口对着弄口。夏天，最热的时候，孩子都在弄堂中，打牌，下棋。洒水车喇叭响起，就有人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洒水车，在长乐路上飞跑。夏天，孩子大都是赤膊。他们脱下布鞋，或者是木拖板，顺手塞给同伴，赤脚最适合跟着洒水车。他们跑在下午炙热的阳光中，跑在发亮的水花之中，呼喊和欢笑。

⑤那时的洒水车，很简陋，是卡车改装的；司机也年轻。他们知道长乐路上有孩子在洒水车后面奔跑，他们希望孩子尖叫，希望满街吵闹，也知道孩子早就浑身湿透。他们一面用力捏着喇叭，一面将水枪飙得最远，甚至令上街沿的包饭作、大饼摊的师傅，小书摊主和小皮匠都往后一躲。

⑥女孩，是旁观者，她们装作淡然于男孩如此顽皮的游戏，皱着眉头，只在欣赏洒水车背后，细细的水雾飘浮在空气中缓缓降落，显现浅浅的彩虹。洒水车司机会关小水枪，水柱绕过女孩，让她们的漂亮裙子不着水星。

⑦或许还有男孩，跟得慢了，没有被浇到清水。他看着其他孩子湿淋淋贴在小屁股上的短裤，羡慕得要哭出来。

⑧阿五头是从巨鹿路菜场买了一碗豆腐回家的，不由自主跟着洒水车跑。不料滑了一跤，那只装了豆腐的碗，瞬间飞起，然后在水花之中翻身，合扑在地上。豆腐当然碎了，碗也碎了，不过碎得很干脆，两半。

⑨“哆咪嗦咪”的声音远去，阿五头从地上捡起破碗回家。妈妈本来是要烧咸菜豆腐的，现在咸菜依旧，豆腐没了，便拦腰一巴掌。一条弄堂都听到她的咆哮：“你当挣钞票那么容易，你去弄一张钞票钱试试看！”

⑩阿五头泪水汪汪，坐在门口。捧着碎成两半的碗，手中捏着五分钱。那是阿五头每月零花钱的十分之二。

⑪他倾听着弄堂的声音，“修洋伞，阿有坏套鞋修哇？”“削刀磨剪刀。”都不是，他等待那种怪模怪样的低沉声音，“喔，钉碗！”

⑫补碗匠可以将他的碗修好。补碗又是一种表演艺术，一群孩子围成一圈，看着上了年纪的补碗匠，将粗大的手指在舌头上粘着唾液，涂抹在瓷碗上，然后用弓子转动“金刚钻”，小孩无论如何都看得过瘾。

⑬日后阿五头捧着如同蜈蚣那样的铜钉补好的碗在弄堂中吃饭，这碗难免要被不怀好意的隔壁小孩研究一番，追问后来有没有吃到咸菜豆腐，以后是不是还去追赶洒水车。

⑭不知什么时候，弄堂里出现了一种旋律。开头便是“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后来就有了“嗦嗦咪咪瑞哆哆嗦，哆哆嗦哆咪咪瑞”……

⑮孩子并不知道这一曲子的作者是谁，就是喜欢。从一开始模仿洒水车的喇叭声，就感到亲近。男孩放学回家便会在弄堂中毫无顾忌大声唱着。女孩也唱，一踮一跳如同跳舞一样走过弄堂。这不是歌，是曲。石库门的流行音乐都是廉价的短笛吹出来的，有人起头，便有应和。有时四面八方，都有短笛呜呜的，在黄昏等候吃饭的时候，欢快地吹起。音乐找到了情感，声音便轻轻地从世俗中浮起，浮动在空间，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

⑯读了中学课本才知道，这是一首钢琴曲，名叫《嬉水》。写的便是跟着洒水车奔跑喧闹的孩子。是音乐家妙手偶得。

⑰所谓艺术的空灵，经常在饱满的质感之上。《嬉水》无疑是有时代质感的，那种孩子的快乐，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大上海还不够大，魔都还不够魔的时代。

⑱如今井然有序的街道，纵横交错的白线和黄线之间，洒水车庄严地缓缓地清扫街道……驾驶员也未必有顽童之心，如果没有孩子跟着洒水车飞跑，那么音乐家有再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再写一曲有着现代意义的《嬉水》……

⑲(在一次大型少年儿童的钢琴比赛中，我曾经问过一些评委老师，是不是有人弹奏《嬉水》？他们回答说，没有。《嬉水》过于简单了一些。)我相信这是对的，既然是比赛，那么一定会挑选难度高的作品。况且，那些将红色封面巴赫练习谱紧紧攥在手中的孩子，他们的向往和情感，与跟着洒水车跑的孩子完全异趣……

2017年初夏。

（有删改）

不染

袁炳发

高三学生杨直，清华、北大任他选。

老师和同学都这么认为。

但杨直家的邻居们不见得这么认为。

杨直的爸爸或妈妈每次开过家长会，回到家里就急不可待地支起麻将桌，还一边不迭声地叫：“开这么长的大尾巴会，耽误穷人半天工。”

被人连坐几庄，又抱怨：“瞧瞧，这个背点，运气都让家长会磨叽没了。”

杨直家住平房，大门永远敞开着，隔着几条路的邻居无聊了也会奔来，图个热闹，在家不被允许抽烟，但在杨直家可以。

其实，在杨直家几乎没什么不可以，包括男人女人不忌口的打情骂俏。

话太不能上台面时，有淳厚些的邻居便朝着杨直的小房间努嘴。

杨直家是老少屋，他住一小间。

杨直和父母房间的屋门隔着一个开放的厨房，但是屋内却仅有一道薄墙间壁，上面还有一个玻璃窗，不隔音，甚至烟气和人窝出的臭气都会从玻璃窗缝隙进到小屋来。

杨直的妈妈咯咯地笑：“你们随便‘咧’，我儿子听不见，他学习的时候什么也听不见。”

如果正赶上爸爸和了，他一推“砖墙”说：“看到杨直了吧，那就是未来清华大学生的风采。”

邻居们心里狐疑，这环境能出清华大学生?不瞎扯呢吗?

当然，邻居们是看着杨直长大的，公认他是个好孩子，有人甚至气愤不过，说：“杨直简直就不是这对狗男女生的!”

事实上，杨直的父母从来就没有在正道上走过，过去不说，就说现在，他们等于在家里开着一个最为低级的赌场，除了自己参与赌博，还抽红。小小的屋子炕上一桌，地上两桌，每天二十四小时几乎连轴转。

赌客们弄到深更半夜，杨直的妈妈就给他们煮面条，现成的挂面，吃一碗十元。半夜赌客们自带的香烟抽没了，所有的小铺又都歇了，杨直的爸爸就拿出五元一包的香烟按支出售，一支一元。

两口子全下岗，吃着低保，心思都用在麻将上，骗几个昧良心的钱，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

邻居老太太说起杨直就叹息：“这孩子，天养活的。”

杨直有时听到了也不说什么，礼貌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杨直心里想，他吃饭现在还要靠父母养活，但自己的心灵一定要自己“养活”。

高一军训时，杨直由于没有早饭吃，训练强度又大，晕倒了。他知道这样不行，虽然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怎么吃过妈妈做的早饭，但他知道高中之后绝对不行，杨直开始自己做早饭。

几天的工夫，杨直能熟练地做饭了，自己吃好，爸爸妈妈起床之后竟然也能吃上儿子温在锅里的饭菜了，惹得邻居老太太又叹息：“我这话放在这儿，将来那两口子必要借儿子的大光了，等着吧，吃香的喝辣的享福!”

偶尔得闲，杨直会径直奔胡同口吴爷爷摆着的象棋残局，坐在吴爷爷的对面一眼不眨地盯着棋盘。吴爷爷就一眼不眨盯着杨直黑发浓密的头顶悠然道来：“贵人不顶众发。”

“我的头发很多。”杨直仍低着头。

“哈哈，孩子，这‘众’字你以为是‘多’的意思?非也!这说的是不顶着一般俗人的头发，不囿于一般俗人的困难!”

杨直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吴爷爷，两人就那么对望着，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

转眼两年过去了，杨直迎来了高考。

写高考作文时，根据材料，杨直本打算写一篇议论文，用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做论据，就在要落笔时，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改变了主意，写成一篇感人的散文。就在这个春天，杨直在小河边背单词，他偶然看见一棵芽儿已经破土，但不幸的是，这颗种子天命使然，落在一块石头下面，杨直心一凛，下意识伸手要拿开那块对于芽儿来说巨大的石头。但杨直终于把手停在半空中。以后几天，杨直每天早晨必去看望那棵芽儿。他忧心忡忡，矛盾丛生，担心它会夭折。然而第四天，奇迹出现了——芽儿竟然掀翻了背上巨大的压力，脱胎换骨，由一棵鹅黄羸弱的芽儿变成了一棵脆绿茁壮的苗儿。

杨直的作文得了满分。

杨直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考入了清华大学。

当然，杨直考入清华大学，并不仅仅依靠他的满分作文。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