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

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衙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永久的祭奠。

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过来。

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他也没离开。

“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幅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是为前来厂里  ① 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  ② ，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光中。

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取材于梅坚《瓷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