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

材料一

区块链是指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数据存储的每个节点都会同步复制整个账本，信息透明，难以篡改。何为去中心化，这个跟比特币类似，意思就是没有中心，或者说人人都是中心；而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是指一种可以在网络成员之间复制、同步和共享的数据库。

比如食品安全方面。我们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让食品链上的生产者、供应商、经销商、零售商、监管机构以及消费者，能随时获取到食品与食品的状态信息，非常方便追踪到受污染的食品，有效阻止食品安全问题的蔓延。这样一来，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便能很轻易的看到自己食用的食品产自哪里，生产多长时间，施过什么肥料等等。

近年来，区块链的发展生态逐渐得到改善与丰富。业内人士认为，拥有国家政策扶持，得到广泛关注和资金支持，区块链技术能实现逐步稳定进步。就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价值来看，前景广阔，确实能创造很大的价值，但国内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所以一定要做到技术自主可控，不能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天然具备公开透明的属性，在虚拟机提供真实可信的数据输入前提下，很多的政府管理以及监管工作，变得异常高效，也显示出独特的制衡威力，如果将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用作治国利器，毫无疑问会极大地规避地方政府的数据造假形成的假政绩现象，也让暗箱操作带来的权利寻租腐败的机会大量减小。

以我国政府三大攻坚战之一的扶贫攻坚战为例。政府机构在扶贫攻坚上，如果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辅之以链下的问责机制，时机成熟，甚至可以编撰和设置监管职能合约来代替问责执行，将会迅速降低反复和多级考核频次，减少监管成本和人员成本，提高扶贫攻坚的效率和真实性。

区块链技术带给经济部门的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带给政府机构的是全新的治理模式，带给社会的是全新的治理架构，无论如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难以回避，无论我们身处哪种工作岗位，都必然会面临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

（新浪财经网）

材料三

2017～2023年中国区块链市场支出规模统计情况及预测

（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面对区块链这一新事物，需要观察跟踪其发展，建立规则体系，推动行业自律，依法治网、有序发展。确保区块链技术造福全社会，前提就是要管好用好区块链。

区块链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全球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尽管“自治”“自律”理念是区块链的显著特征，但其技术发展处于早期阶段，应用现状仍不成熟，安全性面临挑战。为了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实现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政府监管是必要的，否则就可能乱象丛生、走上歧路。

加强对区块链的治理和规范，不仅有利于区块链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管好区块链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不能有畏难情绪，要坚信区块链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理上都是能够监管的。区块链本质上是一套治理架构，其核心是基于多种技术组合而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下一步的发展重点之一，就是实现监管的便利化和低成本。政府部门不仅要成为区块链政策的制定者，也要成为区块链的积极应用者、场景管理者。

区块链发展目前还在初期阶段，政府监管需要包容、审慎，注重效果，措施得当，允许探索、允许试错，为新生事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一方面，明确底线思维，出台负面清单，稳步推动试点项目；另一方面，加强正面引导，在资本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增加其风险承担、产业扶持、资源聚集能力，同时充分研究利用发达国家在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积极因素，扶持优秀企业出海，引入海外优质项目，努力寻求合作共赢。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