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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德礼为基，法律为盾
李维睿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综观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推行“德政”发出政治呼声；其后，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引导下，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坚持“德化天下”，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起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我国古代的“德法合治”由“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环节组成。
“行德以礼”：礼是道德的外在行为规范
古代德治中的“德”，与今天一样，指的也是道德、品德、德行等，是符合社会主流的正确价值取向。古人为“德”找到的现实载体便是“礼”。《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治国以道德为导向，施政的举措便是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首先，从礼的上看，礼仪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即所谓“人之常情”。基于情感而发的礼，自然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中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如祭礼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敬重、丧礼寄托亲属的哀思，还有婚礼、待客礼等等，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今天，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不履行则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它代表的是人伦道德的底线。其次，从礼的实施上看，一切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这种实践可视作自我修养，包括对欲望的约束，这与道德重修身、重教化、重感召的特性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礼治发挥的正是“化成天下”的道德功能。再次，从礼的渗透性来看，古礼纷繁复杂，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一说，有冠、婚、丧、祭四礼一谈，前者重国之礼，后者重家之礼，可谓纵贯国、族、家与自身，其主线便是以孝、忠、仁、义、信等为核心的人伦道德。
“由礼生法”：法与礼的统一、互补
礼作为道德的规则，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行为规范，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即便如此，礼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尤其是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具有普遍威慑力的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一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比如，汉宣帝时期把“亲亲得相首匿”纳入法律之中，“恤刑”“八议”“准五服以治罪”“十恶”等礼的原则，则是在汉唐之间纳入法律之中，并上升为法的指导原则。上述纳入法律的礼，不少在现行刑法中仍有所体现：比如近亲属无作证义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聋哑人、孕妇等特殊群体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等。
“以法护德”：实施法律的落脚点
在我国古代，施行法律的目的便是维护礼制、捍卫道德。一方面，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以唐律中的“十恶”为例，其中“恶逆”是指殴打、谋杀直系尊亲之行为，“不孝”“不睦”“内乱”的情节虽轻于“恶逆”，但也严重悖反家族伦常，“不义”是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不道”则是情节恶劣的杀人不法行为。律典把严重的失德行为直接上升为犯罪，并与常规犯罪予以区分，实施严格处罚。另一方面，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调整，以期法的实施始终维系道德观念。比如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与道德、情理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平衡两者关系，兼顾秩序与和谐，这种理念对今天法律的制定实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综上，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以德礼为基础，从道德出发，通过礼仪来实践道德，同时生成、改造法律，以取得强制执行力；以法律为后盾，维护道德的行为、惩罚失德的行为，保障德与礼的实施。以此构筑起“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德、礼、法既统一在道德观念之下，同时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同功用，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共同推动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治理。
（选自2017年3月22日《学习时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德礼为基，法律为盾
李维睿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综观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推行“德政”发出政治呼声；其后，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引导下，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坚持“德化天下”，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起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我国古代的“德法合治”由“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环节组成。
“行德以礼”：礼是道德的外在行为规范
古代德治中的“德”，与今天一样，指的也是道德、品德、德行等，是符合社会主流的正确价值取向。古人为“德”找到的现实载体便是“礼”。《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治国以道德为导向，施政的举措便是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首先，从礼的上看，礼仪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即所谓“人之常情”。基于情感而发的礼，自然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中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如祭礼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敬重、丧礼寄托亲属的哀思，还有婚礼、待客礼等等，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今天，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不履行则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它代表的是人伦道德的底线。其次，从礼的实施上看，一切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这种实践可视作自我修养，包括对欲望的约束，这与道德重修身、重教化、重感召的特性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礼治发挥的正是“化成天下”的道德功能。再次，从礼的渗透性来看，古礼纷繁复杂，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一说，有冠、婚、丧、祭四礼一谈，前者重国之礼，后者重家之礼，可谓纵贯国、族、家与自身，其主线便是以孝、忠、仁、义、信等为核心的人伦道德。
“由礼生法”：法与礼的统一、互补
礼作为道德的规则，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行为规范，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即便如此，礼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尤其是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具有普遍威慑力的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一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比如，汉宣帝时期把“亲亲得相首匿”纳入法律之中，“恤刑”“八议”“准五服以治罪”“十恶”等礼的原则，则是在汉唐之间纳入法律之中，并上升为法的指导原则。上述纳入法律的礼，不少在现行刑法中仍有所体现：比如近亲属无作证义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聋哑人、孕妇等特殊群体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等。
“以法护德”：实施法律的落脚点
在我国古代，施行法律的目的便是维护礼制、捍卫道德。一方面，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以唐律中的“十恶”为例，其中“恶逆”是指殴打、谋杀直系尊亲之行为，“不孝”“不睦”“内乱”的情节虽轻于“恶逆”，但也严重悖反家族伦常，“不义”是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不道”则是情节恶劣的杀人不法行为。律典把严重的失德行为直接上升为犯罪，并与常规犯罪予以区分，实施严格处罚。另一方面，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调整，以期法的实施始终维系道德观念。比如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与道德、情理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平衡两者关系，兼顾秩序与和谐，这种理念对今天法律的制定实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综上，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以德礼为基础，从道德出发，通过礼仪来实践道德，同时生成、改造法律，以取得强制执行力；以法律为后盾，维护道德的行为、惩罚失德的行为，保障德与礼的实施。以此构筑起“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德、礼、法既统一在道德观念之下，同时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同功用，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共同推动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治理。
（选自2017年3月22日《学习时报》）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的是是治国只有以道德为导向，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
| B．从礼的上看，礼仪基于“人之常情”；从礼的实施上看，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从礼的渗透性来看，纷繁复杂的古礼纵贯国、族、家与自身。 |
| C．以法护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一是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审议。 |
| D．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国家会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来平衡，兼顾秩序与和谐，此理念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
| A．祭礼、丧礼、婚礼、待客礼等是基于人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常情而发的，因此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 |
| B．人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起，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而今古不同时期纳入法律的礼，有些在现行刑法中还有所体现。 |
| C．“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如汉宣帝时期的“亲亲得相首匿”以及汉唐之间的“恤刑”。 |
| D．即使礼可以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但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 |
| A．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后来执政者就坚持“德化天下”，通过礼法合一，实施了“德法合治”，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 |
| B．文章以我国历史上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礼法文化体系”来论证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
| C．经历了“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阶段，我国法律最后形成了以德礼为基础，以法律为后盾的“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 |
| D．“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中，德礼是基础，法律是后盾；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德礼和法律既有统一性，又有功用的不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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