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更合乎儒家诗教传统，而且均为抒情短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元代之后，小说戏曲由过去一直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的文体一跃而居于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清代戏曲，叙事文体之勃兴不可遏止，戏曲、小说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的主潮，这也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事实。

元代以前，文人们能走的道路只有皓首穷经和献身政治，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视作这种生活道路的副产品。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作家的生存之道是揭开文学秘密的秘密。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文学创作信守的是以抒情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教，《尚书》最早提出“诗言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魏文帝曹丕更将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高雅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了。

那时的文人大多从事诗文创作，而一流作家更是那些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历代帝王或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以至于隋唐以后竟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手段，这些都反过来加强了诗歌散文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其次，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元代以前一直是抒情文学独占鳌头。从性质上看，自《诗经》、《楚辞》、汉赋、五言诗直至唐诗、宋词，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无不以短篇抒情形态出现，言志抒情的文艺理论始终左右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头脑，以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我国古代文学之独特风貌。这就是人们公认的，西方古典文学以再现社会生活作为创作之准则，而我国古代作家则以表现个人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也有特殊情况，如先秦历史散文也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但严格地讲，它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创作。汉以后作品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以及一些笔记、传奇和话本小说虽具叙事文学之内容和形式，但多系短制，且终未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朝以前的代表作家，从屈原到陆游，基本上都是这种抒情文学的创造者，可以说，抒情文学吸引了这一漫长时代的整个文人作家群体，这一点直至宋朝灭亡皆未有实质性改变。

当然，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另一面是俗，即所谓“下里巴人”。在中国古代，以叙事为特征的小说一向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戏剧活动甚至不被认为是文学，其演出只是作为“狎弄”的对象——俗得不能再俗了。只是由于其符合人类喜爱轻松快乐的天性，在市井细民及所谓“不求上进、耽于逸乐”的贵族士大夫中仍有一定市场，才能在主流文学之外维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支流而不致中断。总体看，俗文学特别是戏曲在元朝以前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如果说小说在我国古代虽然不被重视，但总是“诸子十家”中的一家。那么，戏曲则连这点可怜的地位也没有，表演艺术始终被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艺人更遭鄙视，男演员称为俳优，充其量作为帝王贵族豢养的消愁解闷的工具，即弄臣而已。女演员更与娼妓无二，可谓卑贱至极。由于此，正统文人（包括才女）避之惟恐不及，遑论涉足！长此以往，古人的思维也娴于抒情而疏于叙事，宏观想象能力和综合能力均有所不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思维方式之偏向。这样，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之不发达也可以理解了。

水到底是一种液体还是两种液体

水很寻常，它在生活中司空见惯，我们洗衣、做饭、饮用都离不开它。它可以变成水蒸气，也可以结成冰……我们似乎对水最了解不过了，但是，这看似普通的水却仍然有很多待解的谜题，科学家甚至连它是一种液体还是两种液体都还在争论呢。

在第二临界点水是两种液体？

众所周知，水有 3 种存在形态：液态、气态和固态。如果压强或温度改变，水的状态就可能发生变化。温度不变，压强减小，液态水会逐渐转变为气态水。比如，在平原地区，90℃的水是液态的，但到压强小的青藏高原就变成了气态。压强不变，温度升高，液态水也会转变为气态水。

水在两种形态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个过渡点。比如在液态和气态相互转化的过渡点上，水既会表现出液态水的性质，又会表现出气态水的性质，如液似气，两种形态无法区分，过了这个点后，它就会变为非液即气或非气即液的状态。这个点被称为“临界点”。比如，在标准大气压下，0℃是水在固态和液态之间转换的临界点，100℃是水在液态和气态之间转换的临界点。

1992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彼得·普尔和吉恩·斯坦利在做实验的时候，意外发现，低温下水的密度会发生起伏，温度越低，密度起伏越大。他们对这一反常的现象很感兴趣，因为通常情况下，温度越低，分子越不活跃，密度起伏应该越小。

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普尔和斯坦利的团队模拟了水在过冷状态下的变化，所谓过冷水指的是温度低于0℃的液态水。模拟结果显示，过冷的水中确实存在密度起伏，且密度起伏随温度降低而增大。

对于这种密度的变化，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水有第二临界点。在第二临界点之上，水会在两种状态之间快速转变。由于两种状态性质不同，因此任意一种转化成另外一种时，都会导致突然的密度变化，这一变化在临界点时最为显著。在这个临界点处，水由两种密度不同的“水”组成。也就是水不是一种液体，而是两种液体。

两种液体的说法还没有“实锤”

中密度低一点的液体的混合。因为密“所谓水是两种液体，就是一种密度高一点的液体和一种密度低一点的液体的混合。因为密度不同，两者之间的氢键、长度、相互作用的强度也会不一样，这样就使它的各种性质比如粘滞性和扩散系数，也有差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孟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然而，对于水是两种液体，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甚至有科学家批评这个结果是伪造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水的性质可以用常规的理论来解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非常低的温度下，过冷的水会得变成一种无序的固体，亦或是这是水在凝固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痴迷于水研究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科学家龙尼尔森综合了他多年来在常温常压下所做的水实脸的数据提出，水的确有两种不同的液态，其中一种，水分子是无序而致密的，另一种则是规则的四面体结构，密度较低。在常温常压下，低密度的水分子随机嵌入高密度水分子中，但人们不可能看到这种现象。在众人的质疑声中，尼尔森决定用实验来让大家看到水的第二临界点。2017年，他远赴韩国，借用最先进的技术制出超纯净的液态水，并通过实验证明了水在同一压强、同一温度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密度，他兴奋地宣布，找到了水的第二临界点。

有不少人认同尼尔森的实验结果，但还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实验中记录对象是水滴，而水滴在整个过程中体积的变化极小，对于这微小的体积变化的解释有许多种，而第二临界点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尼尔森不过是为了切合自己的设想而选中了这种解释。

在孟胜看来，虽然一直都有人认为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液体的混合，但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并没有被完全证实，这种观点还处在假说的阶段。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9 年 3 月 15 日）

抗生素类药物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系列抗生素的出现，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抗生素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甚至成为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未被某种抗生素杀死，之后便不再受制约，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欧盟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一些常见的病原体正在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一旦抗生素失效，我们的生活就将充满危险，轻微的耳部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耳聋，轻微的擦伤都有可能带来死亡。

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其危害将超过癌症。同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害性正逐年攀升。比如治疗大肠杆菌,一般使用普通抗生素即可见效,但近几年多个国家报告部分患者即使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各种耐药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夭折。

但目前针对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新抗生素的研发严重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报告警告说，全球抗生素正濒临枯竭。这份报告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严重危害现代医学的进展，目前急需加大对抗生素耐药感染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否则世界将被迫回到因常见感染而致人死亡的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制药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立即关注能治疗某些可在几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感染的新抗生素。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大多数药物对现有抗生素类型进行的修复，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会构成最大健康威胁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包括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的耐药性结核病，潜在的有效治疗方案则很少。70多年来，只有两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新抗生素进入市场。如果要终结结核病,每年全球急需投入8亿多美元来研究新的抗结核药物。

此外，对抗生素的滥用也是造成抗生素耐药性加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全球范围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65%。尽管抗生素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否则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而不是今天人们所恐惧的癌症、艾滋病等恶性疾病。

（摘编自李曾骏《抗生素耐药性与“超级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