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84年，在美国波士顿布兰迪斯大学的杰弗里·霍尔和迈克尔·罗斯巴什团队，以及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迈克尔·杨团队，各自独立地从果蝇体内克隆（分离和提取）出了Per基因，并且把这个基因编码产生的蛋白称为Per蛋白。

他们发现，在夜晚Per蛋白会在果蝇体内积累，到了白天又会被分解。由此，Per蛋白会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浓度，以24小时为周期增加和减少，与昼夜节律惊人地一致。

1994年，迈克尔·杨发现了第二个节律基因，称为Tim基因。Tim基因可以编码Tim蛋白，后者可以与Per基因产生的Per蛋白相互结合，共同起作用，形成生物节律。迈克尔·扬在实验中发现，Tim蛋白会结合到Per蛋白上，然后两种蛋白一起进入细胞核，并且在那里抑制Per基因的活性。

后来，迈克尔·扬的又有一项成果，他发现了又一个生物节律基因，称为DBT基因，这个基因编码DBT蛋白。DBT蛋白又可延迟Per蛋白的积累，因此，让Per蛋白增加和减少的周期固定在24小时左右。

1994年，在美国芝加哥北郊西北大学工作的日裔科学家高桥用老鼠做实验，发现了哺乳动物的生物时钟基因——Clock基因和其编码产生的CKIε蛋白（激酶），才比较完整地解释了人和动物的生物钟，也比较清楚地说明，人和动物的生物时钟是由 Clock基因和蛋白、Per基因和蛋白、Tim基因和蛋白、DBT基因和蛋白这4种基因和蛋白共同作用，形成了动物和人24小时生物节律。

（摘编自《揭开生物节律的奥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解读》，《北京日报》）

材料二

据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很多人睡眠问题频发，主要原是过了24时还不睡。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艳指出，科学研究表明，21时到次日5时为最佳睡眠时间。实际生活里，建议尽量22时30分前上床，23时入睡，次日7时30分左右起床。这是因为，人体在白天活动产生能量，晚上开始进行细胞分裂，把能量转化为新生的细胞。人体细胞休养生息、推陈出新的时间，正是人随着地球旋转到背向太阳的一面，阴主静，是人睡眠的良辰，此时休息，才会有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一情形，其实跟植物差不多——农民说“夜里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因为植物日间吸收太阳能量，夜里生长；人类和植物细胞分裂的时间段大致相同，错过夜里睡觉的良辰，细胞的新生远赶不上消亡，人就会过早地衰老或患病。

（摘编自《5种失眠危害大》，“环球网”）

材料三

（摘编自《调查称97.2%中国人有熬夜经历晚上不睡觉在干嘛？》，《当代生活报》）

材料四

人体对电磁辐射最敏感的两个部分是眼睛和松果腺，黑眼圈等问题的产生与后者有关。松果腺又名脑上腺或松果体，是脊椎动物间脑顶部的一种松果腺内分泌腺，能调节多种与人体生理机能有关的激素。暴露在电磁辐射下，松果腺会处于绷紧状态，使其分泌的一种重要激素——褪黑素的含量减少。褪黑素能诱导自然睡眠，提高睡眠质量，褪黑素分泌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失眠，最终的后果是产生眼袋、黑眼圈。

不过更严重的伤害还是辐射引发的视力问题。医学界对这类由电脑引发的视力问题有一个定义——电脑视力综合征。美国验光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许多案例表明，长时间使用电脑会引发眼部不适或视力问题，但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电脑会对视觉系统造成永久性伤害。美国学术期刊《验光和视觉科学》曾刊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刚离开电脑的使用者，视力会有一个暂时的下降；如果休息适当，视力会回升。但有些人工作强度很大，眼睛长期处于压迫状态，积累一段时间后，可能造成视力永久性下降。

（摘编自《孩子睡眠不足，日后易患抑郁症》，《中国青年报》）

国人相当严重的“国粹病”

廖保平

两年前，因为“破解川剧变脸秘密”，曾金贵成为川剧界的声讨对象。今年7月，法国女孩美兰妮专程来中国，拜曾金贵为师学习变脸的消息一出，声讨再起：“变脸是国粹，怎能随便传给外人？”

拜师学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充满火药味，皆因变脸被视为“国粹”。变脸真是国粹吗？曾金贵说，作为戏曲外化人物的一种手段，变脸只是戏剧的表演技巧，谈不上所谓的“国粹”。

过去，独门绝技—“绝活”的传授大有规矩：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人）。自从国门被大炮洞开，国人发现国外有先进的“洋玩艺”之后，那些人无我有的“绝活”均被冠以“国粹”之名。一种技艺“粹”到“国”级，就跟国家荣誉、国家机密、国家利益等等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维护甚至保卫的意义了。以前，洋人还不大瞧得起你的“老古董”，国粹派只好敝帚自珍。现在呢，洋人对你的“绝活”感兴趣了，还想学一学，国粹派就哗然起来：“绝活”是传内不传外（国）的。

照这样说，作为国粹的京剧也是绝活，也应该传内不传外（国）的。可是，京剧大师收洋徒弟已不是新鲜事，并没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相反，京剧却因此变得更加有人气，更加有影响力。

或许，那些一概地、盲目地反对国粹外流的人，大概是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且发生了误解。鲁迅《拿来主义》在开头有云：“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字里行间，鲁迅对梅兰芳博士颇有微词，曾金贵就是当代的梅兰芳，假如鲁迅还在，曾金贵先生也一定会在鲁迅面前止步。如此推论，愚以为谬矣！其一，我要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提及梅兰芳先生，旨在抨击统治者的媚外卖国，而绝不是在讽刺挖苦梅博士本人；其二，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上，鲁迅本人也绝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就很容易找到实例。

我认为，那些誓死捍卫国粹到非理性的人，已经成为“国粹病”患者。当一种“国粹”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需要外来文化碰撞、交融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时，他们却抱残守缺，对创新者给以叛徒败类般的声讨，真是病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必然趋势，我们如何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如何让我们轻装上阵，而不是像守财奴一样对待国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删改）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