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俭期《独不见》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后来，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和之七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时期？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俭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养①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摘编自《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有改动）

沉重的漂流

彭瑞高（上海作家）

①在离虎跳峡不远的地方，我意外看到了一个朴素的纪念馆——长江漂流纪念馆。我屏着气踏进门，又屏着气看完所有的展品。

②人们熟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漂流：青山倒映，绿水长流，渔歌欢唱，竹排扁舟……这种漂流，很多人都经历过，很多人都乐意；这种漂流，是轻松的漂流，闲适的漂流，女性化的漂流。而我此刻看到的漂流，却是险恶的漂流，沉重的漂流，完全属于男子汉的漂流。这种漂流的分量，你只有到虎跳峡旁边去才能掂量出来。那落差几十米的长江之水，挟着一股寒气，奔腾而来；它含着天的威势，山的力度，以冲决一切的勇气，滚滚东去；激流飞溅，白浪滔天，雾满峡谷，声震九霄……在这个地方漂流，轰轰烈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人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漂流。

③然而，这又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漂流。男人们高昂起坚硬的头颅，向着急流和险滩挺进。有人在天与地的缝隙中，重新呼吸到了生命的空气；也有人在水和石的冲击下，永远沉入了另一个世界。生还的是英雄，而人们愿意记取的，是那些死去的硬汉姓名：尧茂书、孔志毅、杨洪林……

④我用凝滞的目光抚摩漂流者的照片。关于他们的漂流，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种声音说，这是盲目的冲撞，是无谓的牺牲，是狭隘的英雄主义；另一种声音说，任何时代都需要冒险精神，没有冒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这两种声音面前，我忘却了思索。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是对的。我只觉得有关于此的全部呐喊，都是带血的。

⑤不论世界怎样评判，此刻面对尧茂书他们的眼睛，我内心绝不敢轻薄。我扪心自度，我哪里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不要说长江漂流、黄河漂流，就是在家乡的黄浦江上，我也未见得敢划一只小船，去与风浪搏斗。也许白天敢，黑夜就不敢；人多敢，独身就不敢。我想，世界上的人，本来就分英雄与敬仰英雄的两类，而我，虽身为男人，却只能属于敬仰英雄的那一类。

⑥长江与黄河的漂流，在殉难者的名字刻下一排之后，终于悲壮地沉寂下来。这些年，在浙江，在福建，在江西，在云南……我看到的漂流，都只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清波荡舟。男的女的，穿得花花绿绿的，赤着脚，玩着水，还唱着情歌，“咔嚓咔嚓”按着照相机，坐在小竹椅上，催船工把竹排划得快些再快些。稍微有点浪涌过来，打湿了裙子和裤子，他们就尖声叫起来，把笑声洒得一江都是。

⑦然而，要论诗，只在尧茂书他们的漂流，才称得上是一首诗。那是一首英雄的诗，悲壮的诗，生与死搏斗的诗，人与天争锋的诗。在那首诗里，男人嘶哑的喉咙，呼喊的是征服自然的雄心；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纪念碑不会为轻歌曼舞红男绿女而立，纪念碑只属于那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士。虎跳峡呼啸东去，纪念馆默默肃立。没有丝帛的轻，掂不出大山的重。在这里，大漂流的牺牲者口眼不闭。因而，只要站在江边侧耳谛听，你就会听到有一首无字的歌。

贱羊之死

沈石溪

公羊歪梨是我放牧的这群山羊里的贱羊。贱羊，就是地位最低贱的羊。

它一生下来，脖子就向右歪了三十度。三岁了，个头还像一岁的羊那么大，活像长僵了的一只歪梨。它的毛白里透灰，没有一点儿光泽，稀稀疏疏，就像盐碱地里的庄稼。

在动物界，所谓阶级次序其实就是进食次序：地位高的，占有更多更精美的食物，地位低的，只能得到更少更粗糙的食物。每次进入草场，碧绿鲜嫩的草地都被其他羊占据了，它只能啃发黄的老叶子：饮水时，地位高的羊站在上游喝洁净的水，轮到它，只能喝被羊蹄搅混的泥浆。最不幸的是，没有哪头羊看得起它，当然，也没有哪头羊愿意跟它结伴扎堆，它总是形单影只。有一天黄昏，它壮着胆想接近一头名叫灰额头的母羊，可还没等它靠近，灰额头就跳着跑开了。歪梨满脸沮丧，从此，它的脖子歪得更厉害，身体缩得更瘦小了。

夕阳西下，我让牧羊狗阿甲将羊儿赶拢来，准备回家。从放牧的嘎秦草场到曼广弄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索桥穿过峡谷，走的是直路，要少走十几里路：另一条是绕着山道转一座山，走的是弯路，比较远。

我赶着羊群来到索桥边。这是在滇西南一带大山里经常见到的一种简易索桥，狭窄的峡谷两边，拉两根粗粗的铁链，铁链之间铺着竹子算是桥面，两边各用一根藤条编挂，算是扶手，人和牲畜勉强可以通行。索桥全长约二十米，高四五十米，不算特别危险。山羊没有恐高症，我经常带它们走索桥，它们也习惯了。可是，那天傍晚，天空突然由晴转阴，刮起了凉风，吹得索桥直摇晃。无论我怎么吆喝，无论阿甲怎么龇牙咧嘴地恐吓，头羊二肉髯就是不肯上桥，直着脖子站在桥头，望着乌云翻滚的天空，“咩咩咩……”发出凄凉的叫声。头羊不肯上桥，羊群也都赖在索桥边不走。我总不能一只一只地抱过桥去吧。风这么大，索桥也确实晃得厉害，羊真要在索桥上被晃下去几只，损失就大了。于是，我临时改变主意，打算绕道而行。

我刚把头羊二肉髯引下桥，突然，羊群里“咩”地爆响起一声气贯长虹的吼叫。我吓了一跳，扭头望去，嘿，原来是歪梨在叫！它的叫声从来就是萋萎缩缩、平平淡淡的，怎么突然间吼得这么精神抖擞了呢？我正纳闷，只见它歪着脖子，挺着胸脯，雄赳赳地从羊群里蹿出来，“嗖嗖嗖”大步走上桥去。几十双羊眼统统被它的举动吸引了，就连头羊也被歪梨的勇敢震慑住，长长的羊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缩了缩脖子，悄悄钻进羊群里了。

在我的印象里，歪梨绝对不是傻大胆，恰恰相反，它平时的胆子比一般羊都小。每次过索桥，它都不敢和其他羊挤在一起走，生怕其他羊行走时左右摇摆，连累它一起摔下去。它总是走在最后，小心翼翼，颤颤抖抖。怎么一眨眼，懦夫变英雄了？

歪梨走过三分之一时，风越刮越猛，呼呼地从左侧山垭口吹来，吹得索桥像秋千似的猛烈晃荡。

别说羊了，就是人抓着扶手也会心惊胆战的。果然，歪梨趴在桥面上，四只羊蹄勾住竹排间的缝隙，不敢再走了。“回来！歪梨，回来！”我高声喊叫起来。歪梨本来就歪着的脖颈侧向背后，向桥头望来，它看见所有的羊都站在桥头紧盯着它，当然也看见了头羊二肉髯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混杂在企图逃离桥头的羊群中。“咩——”它气吞山河地长嘶一声，一个跃挺，绷直了腿，又站起来。“咩咩一一”母羊灰额头终于忍耐不住，朝歪梨送去一声既欣赏又担惊受怕的呼叫。随着灰额头的叫声，歪梨一个跳跃，朝前蹿出去一大步，像被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继续往桥中央迈进。

天空飘下一阵密集的雨，竹子铺排的桥面滑得像浇了一层油。歪梨走得东倒西歪，就像在跳迪斯科。可它仍坚定不移地朝前走着。刚走到桥中央，天空突然亮起一道闪电，把整座索桥连同歪梨一起照得雪亮。它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贱羊，而是百里挑一、出类拔萃的优秀大公羊。

“轰隆”一声巨响，雷霆在索桥上空炸响，桥面猛烈颤抖摇晃，简直就像巨浪中的一条舢板。

闪电过后，我的视线一片模糊，等我再能看清时，桥面上空荡荡的，歪梨已经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桥下的深渊里传来物体砸地的訇然声响。

我不知道歪梨为什么要用生命来冒这次险。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

（有删改)

褶折

对织物褶折的写生，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画室广泛采用。从达·芬奇现存的作品看，他的系列草图揣摩了“衣褶”的各种形态。《达·芬奇笔记》中曾这样论述：“一切物体都有保持静止的性质。密度和厚度均匀的服装都有伸直的倾向：因此，你若要使服装起皱或打褶，应注意在皱褶最强的地方顺从约束力的作用。离约束的地方越远，衣服越回复到本来状态，即自然平整。”

达·芬奇的铅笔轻摩细抚，他的描绘过程始终潜伏一种替天行道的态度，让人们静观其客观的魅力，体会褶折蕴藏的自然意志、封闭的内在性以及矛盾的调和：张力与放松，痉缩与膨胀，压缩与爆炸，包裹与展开。这是格物致知的通途，世界秩序的原型也许在此了然。

达·芬奇代表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观点，他的“衣褶”素描以科学精神为背景，假想了空间中的虚实和明暗，企图复原“衣褶”在现实状态的体量感。

东方的“衣褶”表述却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绘画是以空间关系营造出褶折概念的话，它似乎接近于建筑；而东方绘画，习惯以时间序列编织出褶折的平面节奏，似乎更接近于音乐。唐画《八十七神仙卷》白描收卷就是一个例子，其褶折以一种程式化的模式反复排列，如同“平均律”，不断循环推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衣褶”如歌行板，舒缓协调，“吴带当风”。

至今，东西方的美学观依然不同，尤其是在时装设计的创意方面。

维斯特伍德把面料看成极其生动有趣的个体，用折叠和褶桐在人体和服装之间创造出空间，用不同的手法探索体积感和创作方式。近期设计中，她甚至将褶折在缝制中彰显，原本随人体运动才能显现的褶折，被毫无预兆地突兀提示，有时还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没有一个服装设计师像维斯特伍德这样，公开在外部展现内部的思考，她认为“服装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外壳来看待，每一个完整的效果承载着历史的参考，浸染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被阅读的愉悦”。

与其桀势不驯截然不同，三宅一生^①作为东方人的观点，褶折则显得内敛、韧性，平和有度，秩序井然。

在现代时装设计史上，三宅一生几乎是褶折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他的私性体验，倒不如说是日本传统美学的再生。瓦楞、无色折叠纸、旱山水的石纹，都可视为这种美学的原型。三宅一生的褶折循序反复，昼夜平分，以时间运行的无极形式呈现。有人说三宅一生的褶折也提示了空间，看起来似乎如此，实为一种假象。东方人习惯二维地展示幻想，倘若有立体，也是关于“盈”与“空”的问题，对空间从来没有占据，而只是意念悠游，三宅一生的时装平摊起来，可以是美术馆墙上的背景，一旦为人体所穿，则立刻盛开起来，以“空无”的名义膨胀。

（本文有删改）

（注）①三宅一生：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明代中叶以后的作者又把宋诗抬出来，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诗超过盛唐诗，捧得苏轼高出杜甫。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摘编自《<宋诗选注>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