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姓氏产生于什么时候？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互相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徙到不同的地方生活，每个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一个氏族分成多少个支族，就有多少个氏。因此可以说，姓代表母系血统，氏代表氏族分支；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这就是姓与氏在最初阶段的根本区别。

进入夏、商、周三代，姓、氏的功能除了保留那些原有的区别以外，又带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来的。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贵者有氏，贱者无氏。如果封邑、官职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氏也就会跟着变化。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子称氏以别贵贱”。另外，夏、商、周三代，严格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因此，女子在出嫁时都要用姓标明血统，而在姓之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等排行，如孟姜、仲姜，孟姬、仲姬等。周代的晋、鲁两国不能通婚，因为都姓姬；但秦、晋两国却可世代通婚，因为秦国姓嬴。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女子称姓以别婚姻”。汉代以后，姓氏合一，统称为姓。

姓氏的相当复杂。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姬、姜、嬴等，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花、叶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宋、司马、公孙等；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东方、西门、陶等；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夏、商、康等；还有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避讳赐姓，因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由少数民族汉化而来的姓等。　　

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讲究命名，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汉代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初始阶段，国力强盛，“安国”、“奉汉”、“勇”、“超”、“雄”等名字，张扬的是汉代人雄浑阔大的气势。西汉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到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王羲之、顾恺之、裴松之等。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如楚人屈原，本名平，原是字；如朱熹，字元晦。

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寻根问祖。姓氏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这一传统文化，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

A．人们普遍认为，姓氏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它是用以区分若干氏族和支族的符号。

B．姓氏十分复杂。有的姓氏体现了母系社会对女性、某种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的崇拜。

C．“男子称氏以别贵贱”“女子称姓以别婚姻”说明姓氏在夏商周时代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

D．姓氏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内涵。同时，姓氏也成为人们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①众所周知，“公”是相对 “私”而言的，公共空间自然应该不同于私人空间。一家人坐电梯下来，电梯就是你的私人空间，一到大厅，有了外人，马上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应该小声说话。为什么?怕干扰到别人。这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可是，即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还是到处可见抽烟、吐痰，甚至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大声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总是将其归因于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开来。

②这□□是没错的，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③所谓“公共空间”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日常公共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是无所作为的，只要遵规矩、按常理、循旧俗就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将各种各样的私人意见、看法、观点等汇集为公意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公共意见”。当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需要的是理性，要让人说话，同时要辩论。

④中国人的古训是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而康德却说只有在公共场所，你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在私下里，你倒真应该执行你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国民”，“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共同心”，再以后，到1897年，就有人提到了“社会”这个词，专指国家之外为某种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于是“社会”就成了“绅士”表达其个人意愿的公共空间。而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

⑤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就叫“公共意识”。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公民的意识，知道我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知道我可以也应该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个人的不同见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个人的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获得别人的承认。“公民”，按其本意，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他对这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一旦“意识到”，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把本属“私”的东西变成“公”。

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也曾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他主张设立学校，并且认为，设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从而起到限制专权的功效，使学校成为绅士的公共空间。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私”所指的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家族的代表就是绅士。

⑦这当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个人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害怕家族完全取代了个人，害怕家族中的“家长制”蔓延为全社会的行为规则，然后又成为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依据。家国一体，社会的伦理秩序就是国家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人们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态度。

⑧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中国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根本前提。

材料一：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九市组成的城市群，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6956.93万，GDP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17%，GDP总量规模在世界国家排行中名列11位，与韩国持平，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和重要增长极；在四大湾区中经济总量居第二位，人口、土地面积、港口和机场吞吐量均居四大湾区之首。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被誉为“世纪工程”，原因在于它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约55公里，桥隧结合，另有四个人工岛，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今后由香港前往广东的陆路交通时间将大为缩短，由过去大约四个小时减少至一个小时以内。由此，旅游、物流可望更加活跃。大桥的开通，得益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即要使制造业发达的广东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以及受人欢迎的观光胜地澳门实现一体化。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报道，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蜿蜒跨越中国珠三角，支撑着北京将南方多座城市整合为一体的计划。这座桥梁的长度是美国金门大桥的约20倍，跨越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经济区域。该区域年度GDP约合1.51万亿美元，差不多是旧金山湾区的两倍。它和最近通车的京港高铁一道将内地制造业城市和金融中心香港以及澳门之间的通行时间缩短，促进了它们的商业联系。这些联络线是打造官方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报道还称，中国明确表示，将南方地区发展成高科技中心是重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面积在中国国土面积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该地区贡献了GDP的12%，预计到2025年中国近45%的科技企业将位于这一地区。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成中国“靓丽名片”》，《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珠三角产业基础雄厚，已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港澳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大湾区经济发展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整体经济实力已接近一些中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高端创新要素加快聚集，创新载体能力不断提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凸显，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稳步提高。2017年广东省R&D经费（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2343.6亿，名列全国第一，同比增长15.2%，科技进步贡献率58%、技术自给率72.5%，已正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经过近几年的合作建设，大湾区已具有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中国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人们生活富足，幸福指数较高。

（摘编自《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灵魂》，《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7期）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国学大师柳诒徵在其《国史要义·史原》中说：“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可见，仪节与伦理道德是“形”与“神”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依存，那些看似繁复而琐碎的仪节是古人意味深远的文化设计，其中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意蕴。

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正所谓“二十而冠，始学礼”。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根据《仪礼·士冠礼》载，士阶层以上的贵族男子到20岁时，要在宗庙中举行冠礼:主要由给冠者加冠、取字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组成。古人认为冠礼是对青年进行礼仪教育的重要环节，精心设计的繁复仪节都有特定的意义赋予，以此来教育和启发个体。加冠仪式的每一个具体的仪节都隐藏着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极强的道德意味，正如王静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束发”，含有“约束”之意，表明冠者要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改变衣着，是期望冠者明确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与义务，注重自外而内的修养。在加冠过程中，由主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和爵弁三种冠加于冠者。加“缁布冠”，表示开始成人，从此拥有治权。加“皮弁”，象征青年人从此要有承担捍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义务。加“爵弁”，表明冠者从此有参加祭祀的特权。而给冠者取字，是强化对他的人生期许。

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论述：“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由此可见，圣人制定礼仪的目的不是束缚人，而是希望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养成道德习惯和道德自觉。传统社会把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礼是个人修养、修身的器具。《论语．季氏》云：“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传统社会，知礼和学礼是修身的基础。

在文化传承方面，通过具体的仪式活动，如“加冠”仪式之类，传输、培育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中华文化之“神”由此借助于礼仪之“形”而源远流长。对礼的遵从，也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华礼文化也因此绵延至今。

 (节选自《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