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殇(有删改)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1200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致远。这些深深的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个补偿，她带给我们的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使只好以湖的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学，骑车六十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靠近水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派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染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然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50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243个，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62个。罗布泊消失于1972年；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⑭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侯，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弯曲的乡土路

刘亮程

乡村的道路——至少是传统的乡村土路，基本上都是弯曲的，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这样笔直。然而，就在这弯曲的乡土路中蕴含着别样的乡村文化和乡村哲学。

乡村土路代表着一种乡村人在大地上行走的方式。那些弯弯曲曲的乡土路，总是绕过一些东西，又绕过一些东西。不像现代高速公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乡土路的弯曲本身代表了乡村人走路的谨慎和敬畏。它在绕过一棵树、一片菜地、一堵土墙、一堆坟基、一个水坑的时候，许多珍贵的事物被留了下来，这就是弯曲的乡土路告诉我们的全部意义，它是乡村人对待天地万物的一种理念的体现。在弯曲的乡土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村人对脚下每一个事物的最起码的尊重，他们不去破坏它，不去践踏它，尽量地绕，绕来绕去，最后把自己的路绕得弯弯曲曲，但是在路的弯曲中保留了土地上许多珍贵的东西。

好多年前，我在伊犁昭苏，看到一棵大榆树立在路中间，当时感到非常惊奇，这么大一棵榆树立在公路的正中间，这是多么大的奇观啊!当地人说，路修到这儿的时候，要通过这棵大榆树。当地政府和包工头都要把这棵榆树砍了。为什么没砍呢?这棵树是当地的神树，附近村民多半信仰萨满教，有病有灾了，会在树上系一个布条，在树下许个愿，灾病就过去了。听说要砍神树，当地人当然不愿意，大家联合起来保护这棵大树。最后这棵树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修这段路的包工头突然出车祸死了。包工头是主张砍树最卖力的人，推土机都开到了大树跟前，但树没倒，包工头却先死了。这件事把人们震住了，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施工队都一下子对这棵树敬畏起来，这棵树就这样留了下来，它就立在公路的中间，高大无比，几个人才能合抱住。树上挂满了当地人系的各种颜色的布条，好多车辆经过这里时，会自然而然地停下来，在树边拍照。

又过了好几年，我再去昭苏的时候，那棵树却从路上消失了。什么原因呢?说是有天晚上一个司机可能开车打盹了，没看到前面的树，一下子撞到树上，人死了，所以树被砍掉了。我去的时候，距离那棵树被砍掉的时间不长，主干已经被拉走，剩下的枝干则被扔在公路边的污水沟里，那些系满寄托着多少人美好祝愿的布条的枝条泡在污水里。难道人在修这条路的时候，就不能稍微绕一下，绕过这棵树吗?不能。为了追求最短距离和直线化，见山劈山，遇沟架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多少房屋被拆掉，多少农田被侵占，多少棵树被砍伐。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高速公路挡住，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人类走直路，追求最短距离、最低成本的心态。

但是乡村土路会绕，懂得绕。不惜耗费时光，总是绕过一件事物，又绕过一件事物，把自己的路程无限拉长，为的只是尽量不打扰、不践踏大地上的事物。这样一种绕的方式，恰好代表了乡村文化中最珍贵的一点，这是现代人所没有的。我个人认为，笔直的高速公路代表了现代人在大地上行走的粗暴和野蛮，弯曲的乡土路却代表了一种行走的文明。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内心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籍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方言间的差异性减小、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而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摘编自姚羽《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

材料二:最近，重庆市有才中学的4名高中生写下万字论文，探讨重庆方言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并呼吁关注重庆方言的传承。这份论文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还获得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一等奖。这篇万宇论文的主题契合了当今社会人们对方言传承乡愁的期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方言及其对应的方言文化的式微，几乎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代价与表征之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卫方言”的声音、行动近年来屡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不过，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如语言学家周有光曾指出的:“大都会比如说纽约，每天进入的人口是1300万，所以大都会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种共同语，在中国就是普通话。”

(摘编自朱昌俊《保护方言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材料三:“学校规定，除了每年开学典礼，其余时间必须讲苏州话。”苏州评弹学校校长孙惕介绍，标准的吴语发音是评弹表演的基础，可苏州孩子几乎没人能讲好苏州话。近两年，该校入学考试不得不降低标准，入学之后再继续学习矫正。

江苏省语言学会理事、南通市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陶国良主编了一本录有1.1万条词目、共计66万字的《南通方言词典》。“写这本书就是想为南通话留下属于它自己的一部词典。”陶国良说。除了南通，南京、苏州、扬州、徐州都有自己的方言字典。

 对于这些努力，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葛红兵深感认同:“保存一种语言，让这种语言代表的文化、思想、知识，代表的风物人情系统得到呈现、保留和张扬，让这种多样性得到保护，这是艰难的工作，但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固化和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

(摘编自沈峥嵘顾星欣付奇《保护方言，用乡音留住乡愁》)

材料四:受到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使用方言的人在数量上长期有减无增，方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

怎么办?以笔者个人的看法，虽然当前方言一般不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方言保护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可以借鉴目前的非遗传承人制度，将其上升为国家行动，由国家投入专项的资金和资源来保护方言。方言和非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之所以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资源保护非遗项目，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精湛的传统技艺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方言中同样蕴藏着传统文化，只不过非遗是以技能、物品等具体的形式作为载体，而方言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而已。

(2017 年《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