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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25分)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 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大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做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E.文章结尾引用徐先生的话,表明吴恩裕对政治思想史老本行的热爱,又能在新领域成果突出,表现了一位学者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崇高品质。
A.吴恩裕是一个“特殊的红学家”,因为在1949年以前,吴恩裕本来是一个成名已久的政治学家,而且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学专论。
B.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吴恩裕的这种奇特经历,使读者感到了他的某种无奈,看到了他的苦闷,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位学者的坚持与开拓。
C.红学是他不得已之下的一种寄托,他却能把它经营成为自己的一种事业。他说“歪打正着”,含有自嘲,更主要的是含有比别人幸运的因素。
D.他研究红学的方法和结论,一直有人在质疑否定,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就认为他太天真,识辨力不足,又不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
【小题2】根据文意,请简要概括吴恩裕由政治学转向“红学”研究的原因。(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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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3】吴恩裕在“红学”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和影响?请简要说明。(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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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4】有人认为吴恩裕更适合研究哲学和政治学,有人认为他更适合研究“红学”。请结合文中内容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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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4-06-18 03: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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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历史学家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中文版2001年初首次面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少棠作序称:“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英文著作《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这部力作“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徐中约先生已于2005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已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十余次印刷,被美国四百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
徐中约出生于二十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由于战乱,他就读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日本飞机随时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食物稀少,庙里老鼠乱窜,困扰不堪。
四十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徐中约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一个世界历史大视野的底色。徐中约曾很动感情地回忆说:“我那时年轻,天天在哈佛图书馆看书,兰格教授已经高龄,还是天天颤颤巍巍地到图书馆来,翻开一本本落满尘土的大地图册,用放大镜在上面仔细查找。我当时非常感动,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和他一样用功一生。”
徐中约在海外几十年中,成年累月、独自孤寂地行走在极其浩瀚的历史档案、统计数字、文献材料之中。为了西方世界读者的理解方便,他甚至把中国和西方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也一一列出,终成一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巨著。他在做这些工作时,经常外受变动中的中美关系的干扰,内受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煎熬。
当年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阵容强大的教授团体,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他指出:“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1980年春天,徐中约曾到北京讲学。他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个问题必须要想,即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 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identity”一词,后来多被翻译为“身份”“个性”“特性”。在全球多元文明激荡交融的过程中,这个被徐先生称之为“国格”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所独有。
徐中约曾无数次击案长啸:“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一遍又一遍出现,如同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古今中外,尽在其中。
“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首先就是外部世界之巨变。讲中国近代史,必须说透中外关系史这一层。《中国近代史》在中外关系史上的着力描述中,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因为有着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要对付“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必须要有这个大格局。
2001年一月,《中国近代史》中文版面世之时,徐中约在美国加州的家中写下了以下文字:“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而在英文版第六版的序言中,他收笔之言是:“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摘编自袁明《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
【相关链接】
①《中国近代史》全名《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通常我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而这部近代史却是从1600年(明万历年间)到2000年,长达400年。(百度百科)
②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并不大,仅就徐中约对近代史上限的确定来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徐中约的结论,即中国的近代仍旧是未完成的“近代”,显见作者醉心于长时段历史写作的雄心,事实上作者也创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全新范式。(《新京报》)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徐中约就读的哈佛大学历史系大师云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兰格的学问为徐中约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开阔了视野。
B.西方汉学界有一种文化偏见,即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看作促使中国回应并发展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看待中国近代史。
C.徐中约之所以多次击案长啸“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是因为他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无穷。
D.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是针对西方读者写的,是一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巨著,而中美关系不断动荡对这部书中他的学术观点也产生了影响。
E.徐中约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推到400年前,是想强调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背景,这与他否认中国近代史是对西方的被动反应的观点相吻合。
【小题2】徐中约写出煌煌史学巨著《中国近代史》的因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文章为什么说“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小题4】在徐中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中包含着他对历史研究的哪些观点?请结合材料进行探究。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题。
牌坊,也叫牌楼,古已有之,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标志之一。关于牌坊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那时称为“衡门”。“衡门”的结构是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唐代,我国的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为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于是老百姓也逐渐称这种坟门为“牌坊”。
牌坊的建筑材料多为木质的,也有石质的,琉璃的或砖砌的。木质的牌专多不延年,现存的有些仿古牌坟,看上去似木质的,实际是后人用钢筋水泥或钢管建造的。
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牌坊是朝阳门外神路街牌坊,设置于东岳庙山门之前。东岳路始建于元文宗天历年间,有人说初建时,山门前就有牌坊,可能是木质的,到明万历三十五年,改建成一座三间四柱七棱的绿琉璃牌坊。雄峙若城朝,歇山顶,正春两端施吻。接顶正中饰火焰宝珠。北面石额为“永延帝祚”,南面石额为“秩祀岱宗”。相传多为明朝严蒿之笔墨,意为皇图永固,江山绵延。
首都博物馆大厅内现有一座古牌坊,被称作“品级最高的牌坊”。该牌坊是一座三间四柱的木质彩绘牌坊,原设置在历代商王庙的庙门外,牌坊旁置有一座石碑,上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早年,无论是多商品阶的官员,至此必须下马,步行者从牌坊下面走过。若不如此,就犯有欺君之罪,会被衙役收监的。牌坊上的题额是“景德街”三字。现在此街被称作阜内大街。这座牌坊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首都博物馆建成后,又把它重新竖立起来,供公从观赏。
文丞相祠牌坊坐落于现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明洪武九年,北京按察司副使刘崧为纪念文天祥这位南宋民族英雄,在他被关押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文丞相祠”,并在祠堂所在道路的两端各立了一座牌坊,东口题“教忠坊”,西口题“育贤坊”。这两座牌坊成为弘扬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和凛然正气的象征。人们从牌坊下经过,无不满怀崇敬之情。
牌坊是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困此,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牌坊是一形象化的标志已成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历史悠久的中国的象征。
(取材于王铭珍《北京牌褛趣话》等,有删改)
(小题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
A.“牌坊”的名称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牌坊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标志之一。
B.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神路街牌坊,元朝初建时为木质,明代时又改建成琉璃牌坊。
C.历代帝王庙庙门外的古牌坊品级最高,只有高品阶的官员才能从它下面步行走过。
D.世界各地都把牌坊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小题2)根据文章内容,分条概括牌坊的作用。(5分)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两项是( )
A.梁漱溟认为马一浮是儒学界的“宗主”,与马一浮精通诗歌、绘画、书法以及在纷扰世俗、动荡时局中志坚性醇的表现不无关系。
B.马一浮启蒙早,幼年跟着母亲学文,才智极高,以至于后来他父亲请来的郑举人也辞馆不教,父亲也不延师。
C.文章的题目是“一代儒宗马一浮”,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对西方之学的热衷,这样写有游离文章主线之嫌疑。
D.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
E.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态度。
(2)文章是通过什么手法介绍马一浮的“儒学主张”的,这些主张包括哪些内容?
(3)材料多处引用他人对马一浮的评价有何作用?请举例简要说明。
(4)有人认为马一浮人生能有大成,这与他读书特别多、中西结合是有关联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与他自己的天赋有更大关系。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任继愈联大求学时期,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台柱子,当时任文学院院长。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任继愈听过冯友兰的课。在任继愈的心里,冯友兰是一个讲课特别有条理的老师。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讲课时,冯友兰慢条斯理,要是记笔记快能跟上他讲话的话,那就能记出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为冯友兰讲课没有废话。
晚年,冯友兰写书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就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念给他听,再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上冯友兰是出口成章,任继愈在这一点上特别钦佩冯友兰。他说,人们说一个人有才,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马可待”之类的词来形容他,比如说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当场出口成章写出来的,被传为千古佳话;但那只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冯友兰先生晚年则是“出口成章”地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并且这些书都是传世之作。
任继愈认为,冯友兰具有独特的抽象概括能力,善于把复杂的事物说得非常简单。比如说冯友兰讲名家公孙龙和惠施的学说,有许多人都在讲他们二人的学说,但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让人一听就懂,更没法讲清楚公孙龙和惠施学说的区别。冯友兰则超出众人:他把公孙龙的学说概括为“离坚白”,把惠施的学说概括为“合同异”,很简单的三个字,就把他们的思想讲明白了,区别也讲清楚了。
冯友兰说话非常有趣,非常有幽默感。在哲学年会的一场学术报告中,冯友兰讲的是朱熹哲学。冯友兰说,世上的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就是原则,是形式,是结构;“气”是物质,是质料,是材料。比如说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这是“气”。做茶杯就是要根据茶杯的形状把陶泥做成茶杯,物质在英文中又称为“材料”( stuff),冯友兰就在报告中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可见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他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冯友兰的成就,一半靠天赋,一半靠勤奋和毅力。1937年,北大清华等三校迁到湖南,文学院借住衡山脚下的一所学院。冯友兰教授“朱子理学”,这门课程的讲稿出版时改成《新理学》。他随讲随写,每天按时写作,从不间断。和他同住一室的郑听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
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像他这样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中国寥若晨星。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20世纪30年代初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贞元六书”是他的哲学创作。
任继愈在他的一篇纪念冯友兰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冯先生的文才、诗才,出自天赋;冯先生的勤奋和毅力,应努力去学;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学。
哲人长住,哲理长存。
日来月往,悠悠此心。
(选自《-代大师任继愈》,有删节)
【资料链接】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任继愈能够成为一名哲学家,自然与他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冯友兰、汤用彤和贺麟是分不开的。
B.冯友兰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所以讲课特别有条理,学生跟着他记的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出版了。
C.冯友兰在一场哲学年会的学术报告中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并说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足见其幽默。
D.作者引述和冯友兰同住一室的郑昕的话:“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意在说明冯友兰像写书机器。
E.“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概括了冯友兰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中国哲学史》(二卷本)奠基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上的地位。
【小题2】任继愈为什么列举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这些事例?
【小题3】作为一代哲人,冯友兰身上具有哪些可贵的品质?请简要概括。
【小题4】文中引用了任继愈一段话:“冯先生的文才、诗才,出自天赋;冯先生的勤奋和毅力,应努力去学;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学。”这段话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感受最深的一点。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李鸿章“瞒天过海”修铁路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断打开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当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封疆大吏,李鸿章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成为兴修铁路的积极主张者,并且在直隶境内主持兴建了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当然,李鸿章倡导铁路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不少坎坷和争论。中国大地上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建的一条长13公里的铁路,因为当地群众反对,清政府最后把铁路赎回,然后拆毁。当时不仅老百姓不懂得铁路的重要性,即使一些政府官员也坚决反对修筑铁路。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也曾反对修建铁路,认为“费烦事巨,变移山川”,但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他逐渐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转而大力主张兴修铁路。
然而,在风气未开的时代,要想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谈何容易。李鸿章知道,由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如果自己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
1876年,李鸿章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朝廷采纳了丁日昌的建议,但由于经费不足而搁浅。1880年,李鸿章又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折子。这个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折子一上,立即有人出来反对。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说,铁路有三大弊端:一是洋人可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二是百姓可能不愿意,三是白白浪费国家资金。
李鸿章很快复奏朝廷,指出修建铁路有九个好处,并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但顽固派继续阻挠,有个大臣叫刘锡鸿,他最可气。因为其他的反对兴修铁路的顽固派几乎都没有走出过国门,不知火车为何物,仅仅是徒发空论,危言耸听,但是刘锡鸿曾经担任过驻英国副使,有与外国交往的经验,也具有坐火车的经历。此时他以知情者的身份上疏说,火车是西洋的玩意儿,中国万万不可仿照学习,修筑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条,无利者八条,有害者九条。甚至说乾隆盛世并无火车、轮船,也能民丰物阜,国力强盛至于边塞,西洋相偕来朝。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朝廷最后没有同意李鸿章等人的建议。
李鸿章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在兴办开平煤矿时,李鸿章已是深感“开煤必须筑铁路”,所以从实际出发,一面批驳顽固派势力,争取朝廷允许修筑铁路,一面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主持由开平煤矿出资修筑唐山到胥各庄(唐山丰南的一个镇)的铁路。
1880年唐胥铁路动工,第二年即建成。直到这时,李鸿章才正式奏报朝廷。为了减少阻力,李鸿章故意在奏折中把这一条铁路说成是一条运输煤炭的“马路”。然而,唐胥铁路通车后不久,清政府就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下令禁止使用机车。因此,唐胥铁路被迫改为驴马拖拽。李鸿章又四处活动,据理力争,他称:“中国欲求富强之策,舍此莫由焉。”终于在1882年争取到恢复使用机车牵引。
唐胥铁路虽然只是一条长约20里的小铁路,但却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开始,意义重大,不仅是直隶铁路主干线的始基,而且也堪称后来全国铁路的初祖。
修建唐胥铁路的初衷是为了便利开平煤矿煤炭的外运,所以一经通车便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开平煤矿1881年正式投产,使用外国机器开采煤矿,日产量大约是300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1884年以后的两三年中维持在900吨以上,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由“萧瑟荒村”发展为“大市落”。
(选自《河北青年报》)
①李鸿章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从60年代起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事业。(摘自《辞海》1999年缩印本)
②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以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摘自《李文忠公全集》)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李鸿章为寻求国家自强之路,不拘成法办洋务,他在直隶境内主持兴建的唐胥铁路,既是全国铁路的初祖,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B.李鸿章对铁路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曾反对过修建铁路,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他逐渐认识到铁路对国家自强的重要性。
C.李鸿章曾经授意丁日昌、刘铭传奏请分别在台湾、北京修筑铁路,但都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的建议最后都被驳回。
D.李鸿章深感“开煤必须筑铁路”,所以他一方面亲自出面斡旋,就修建铁路一事与朝廷取得共识,一方面主持唐胥铁路的修建。
E.唐胥铁路通车后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发展为“大市落”。
(2)从修建铁路这件事看,李鸿章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文中写朝廷对修建铁路的反对,为什么要举张家骧、刘锡鸿的意见?两者为什么有详略之分?请简要回答。
(4)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为什么修铁路要“瞒天过海”?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