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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常常提到“成人”这一概念。孔子强调“仁”。在他看来,有仁德是做人的前提,人要“成人”,就应当“仁”。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有“仁”心,脱离纯粹的自然状态,懂得“修身”“亲亲”“事亲”。在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成人”首先是“有知识的人”,即对社会有基本认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备了“成人”的基本素质,然后再接受仁义礼乐教化,才能具备“成人”的德行。孔子认为,具备“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就是说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还不可谓之“成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仪: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常常提到“成人”这一概念.孔子强调“仁”。阅读答案。男子行“冠礼”,标志着“成人”阶段的开始。“冠礼”的意义在于“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即抛弃孩子气,形成和巩固“成人”的德行。行“冠礼”之后,人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冠礼”是对人们“成年”的认可,是人们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双重涵义,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成为“成人”,不仅要能够行“礼仪”,还要自觉以“礼义”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何谓人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实践这些“人义”。
我国古代士人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
传统的“成人”教育注重礼的内涵,注重通过礼仪的形式使青少年理解做人的真谛。借鉴和创新传统“成人”礼仪,开展符合时代要求和当代青少年成长实际的礼仪教育,对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及人生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应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对关乎青少年成长的礼仪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酝酿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范,使成人礼等相关礼仪成为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成人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人礼不必孤立进行,可与相关礼仪(如入学礼、成童礼等)结合进行,与相关素质教育相结合。
(选自杨朝明:《我国古代的“成人”礼仪及其现实意义>,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我们古代“成人”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成人”就足脱离了纯粹的自然状态,具备仁德的人。
B.“成人”就是具有“知”“不欲”“勇”“艺”等素质的人。
C.“成人”接受,义礼乐教化,就可能对社会形成基本认知。
D.具备了“成人”的德行,也就具备了“成人”的基本素质。
【小题2】(小题2)下列有关我们古代“冠礼”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包括“冠礼”和“笄礼”的完备的“成人”礼仪,形成于我国西周时期。
B.行“冠礼”后,只有遵行“礼仪”,并以“礼仪”自我约束,才能真正成为“成人”。
C.古人年满二十才行“冠礼”,行“冠礼”后就要认同人伦,实践“人义”。
D.古人为了接受尊长的教导,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等人。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孔了和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懵懵懂懂的孩子不是自然人,不是具有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的“成人”。
B.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的“成人观”,以“仁”为基本前提,以“礼”为重要形式和内容。
C.在古代,穿奇装异服、举止另类,都不是“成人”。
D.古代所说的“冠礼”,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人礼、成人礼仪、成人仪式。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5-02-14 0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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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展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数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水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小题1】下列不属于“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传播话语权迁移”的一项是
A.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与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于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
B.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
C.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
D.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共众话语变得散乱无章。
【小题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A.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对“拟态环境”的文化空间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
B.印刷时代,报刊的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C.数字化出版的崛起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
D.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小题3】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选文的主要内容。

同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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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可否分割?翻阅有关宋代的史书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慎刑》,就记载着宋朝统治者注重司法权分割一事,其将由法官一人享有的审判权分割为审理权与判决权,在中央分别由断司与议司执掌,在地方分别由鞫司与谳司执掌。换言之,断司或鞫司负责审讯与调查事实,议司或谳司负责检索和适用法律。不仅如此,最终如何判决还得由儒生出身的行政长官来决定。更有甚者,宋代统治者还强调断司(鞫司)与议司(谳司)之间应当各自独立行动,不得互通声气甚或协调处理。
从表面上看,宋代这种有关司法权分割的设计非常缜密,但是宋代统治者恰恰忘了,让行政长官来最终决定判决结果的后果之一是,前面的事实审法官和法律审法官都无法做到真正独立,因为他们在审与判时都在揣摸着那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行政长官的心思。
而且,让行政长官来最终决定判决结果还违反了司法审判的亲历性要求,让没有参与审理的人来决定审理的结果,其后果可想而知。事实上,从审判监督的基本原理看,审、判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任务,并不适合于分割或分立。将审判权人为分割会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断的“审判碎片化”和随之而来的“监督碎片化”,最终决断者和监督者都缺失一种全面而系统的个案知识,其作出的决断或监督自然也是残缺的、失真的和武断的。
更为致命的是,虽然宋代统治者重视行政长官的法律素养,但是大多数官员仍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是一群从四书五经中找出一书(经)加以钻研的文科偏材,对于法律专业只能说是粗知一二。他们只知以儒家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对于前述鞫司或谳司基于专业技能采取的法律行为自然难以理解,对于鞫司、谳司基于专业技能的玩法弄权行为也难以觉察。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局面下,不仅司法无法独立,而且司法腐败也难以防止,司法权的分割及监督也就自然失灵。
从形式上看,宋代统治者人为地将审判这一行为纵向分割、隔离、分立为审与判之后,似乎使审判权更加易于为旁观者所监督。但是,广大民众并不享有审判监督权,而享有审判监督权的官吏却基于“官官相护”的心理没有足够的监督动机。而且,即使民众被赋予审判监督权,他们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往往也难以有效地行使。
由于违反了审判监督的基本智识前提,所以宋代的审判分立制度不但没能带来立法者所预期的司法公正与司法廉洁,反而导致了诸如诉讼迟延、司法腐败等恶果。在实行审与判等权力分割后,案件审判的链条被人为拉伸得很长,一个案子从受理到判决所要经历的时间也就更长,地方势力和部门长官来干预案件的机会也就更多。本来审与判、事实审与法律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后者需要前者获得的亲历感知,在被人为切割、隔离后,反而不利于法官基于专业知识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实行审、判等分立以后,这些环节之间的信息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协调成本,而且还无法保证在传递过程中信息不会失真。如此等等,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摘编自李可《宋代司法权分割为何失灵》,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的统治者认为司法权是可以分割的,为此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些在《历代名臣奏议》中有所记载。
B.宋代判决案件,由中央机构议司或地方机构谳司为定罪提供适应的法律条款,尽管最终定刑未必完全如此。
C.通俗地理解宋代的司法权分割,就是一个案件由两个法官分别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进行审判,最后由行政长官做出判决。
D.宋代断司(鞫司)与议司(谳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判决案件时必须独立行动,不得互通声气甚或协调处理。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按宋朝的制度设计,行政长官拥有最后决断权,法官如果不想让自己审与判的结果被驳回的话,就必须揣摸那个行政长官的心思。
B.宋代的行政长官,读的是四书五经,对法律专业知识一无所知,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技能,对案件不能依法判决,对部下也不能论法辨奸。
C.不能带来预期的司法公正与廉洁,反而导致一些诉讼迟延、司法腐败等恶果的原因就是司法权分割违反了审判监督的基本智识前提。
D.依照审判的基本原理,审和判应当连续进行,相互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始终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民众,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难以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所以必须让民众增强法律意识。
B.如果在判决案件时单单用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来指导的话,与法律产生冲突从很大程度上说是难免的。
C.司法权分割的制度设计不起作用,就是缘于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局面下,不但司法无法独立,还难以防止其腐败。
D.司法审判的亲历性要求,如果由行政长官最后判决,他就应该亲自参与审理,否则,他作出的判决必然残缺、失真和武断。

同类题3

论述类文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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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 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 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 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 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 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 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 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 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 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 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 对于一些 “环境不友好”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 但调查中发现, 人门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 仍然表现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 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 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 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 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 。 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 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 不断健全举报、 听证、與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 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 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 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 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 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生态又明新时代。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高并不能说明其参与生态维护和治理的自觉性高。
B.提升环保认知, 人们要关注正面环境议题, 而不是去关注负面环保问题。
C.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只能通过生态治理中的奖惩机制去实现。
D.积极畅通的群众参与渠道就是指健全的举报、 听证、 舆论监督等制度。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二段阐述人们在环保认知上存在的矛盾是为了论证提高人们环保认知水平的必要性。
B.文章分别从政府及人民群众两个主体责任者的角度, 论述了生态维护和治理的问题。
C.文章对生态问题辩证分析, 在看到人们环保认知增强的同时, 也不忽视存在的问题。
D.对于生态环境问题, 文章先提出观点, 再分析存在的问题, 然后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B.人们生活水平高, 对于周边生态环境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关注度就会高。
C.对于生态保护,如果人人提高认知水平,积极参与,就能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
D.要发挥生态环境治理合力,除政府外,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同类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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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 41 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摘自《楚天都市报·文艺版》,略有改动)
【小题1】下列对修禊习俗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诗经》及相关资料来看,修禊是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成后来带有节日性质的活动的。
B.到了两汉时期,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
C.兰亭集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活动,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为此作《兰亭集序》,字如蛟龙之舞,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D.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举行的三次“红桥修禊”活动影响巨大甚至波及全国,主持者多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
【小题2】下列对襄阳习家池的修禊情况的介绍不当的一项是 (   )
A.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有可能源于东汉,也可以说可能是从习家池修建起来,这里的修禊习俗便渐渐兴起。
B.襄阳习家池举办的修禊活动从东汉到清代均有相关记录,比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就是记载习家池修禊仪式的。
C.唐代孟浩然的《襄阳公宅饮》诗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了习家池修禊习俗的文献,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D.清代襄阳太守周凯于道光五年亲自主持的习家池修禊活动是文献记载比较具体的一次修禊活动。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修禊活动产生后形式渐渐发生了变化,但直到明清都保留了洁身、饮酒作诗、游春踏青等高雅趣事的习俗。
B.到了宋代修禊活动的内容可以根据喜好随意增减,原本作为节日余兴的活动却成为了主要内容,人们常常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C.襄阳习家池为历代文人骚客垂青偏爱是因为这里风景优美并且修禊习俗活动的举办为他们提供了抒发性情的平台。
D.清代襄阳太守周凯于道光五年亲自主持的习家池修禊活动和兰亭修禊一样也仅仅是一次文人名士集会,此外没有其他的缘由。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烹饪王国”,这是因为中国烹饪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在古代汉语里,“烹”作“烧煮”解释,“饪”是“煮熟到适当程度”的意思。“烹”和“饪”组合在一起,意为“烧煮熟食物”。“烹饪”一词的意思表明,烹饪是从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开始的。
有关烹饪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烹饪方法是由少渐多,技艺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的。烹饪产生之初,人们的饮食水平极其低下,所谓的烹饪就是用火直接烧烤动植物以供食用。例如“烧”,与现在烹饪意义中的“烧”有所不同,它不用任何烹饪器,直接把兽肉或植物放入火中烧至全熟或半熟,是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烹饪法。与“烧”同时的,还有“烤”,也不借助任何烹饪器。此后,又产生了“石烙”“石烹”两种烹饪法。在陶制烹饪器出现以前,这四种烹饪法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烹饪水平有所提高,烹饪方法也逐渐增多。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简单炊器,这时大都已经具备,如陶鼎、陶甑、陶釜、陶罐、陶盆之类。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住房遗址中,曾发现过灶坑,是用来做饭的。另外,在掘地为灶的同时,人们还制造出了可以搬动的陶灶,如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陶灶,有两耳可以提拿搬动,结构科学,使用安全,可供多人炊用。
考古发掘出的商周时期的炊器,多属蒸煮之器,可以认为,商周时期的烹饪方法以煮蒸食物为主。郭宝钧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考证了商周时期的烹饪方法,他认为:“殷周熟食之法,主要的不外蒸煮二事。”在煮蒸二种烹饪方法之中,煮法又产生于蒸法以前。
有学者认为现在烹饪术中最重要而又常见的方法——炒,在先秦时期尚未发明。然而,考古资料证明,炒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1923年在河南省新郑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王子婴次之炒炉”,据考古工作者鉴定,就是一种专作煎炒之用的青铜炊器,其形状类似长方盘,上面刻有“王子婴次之炒炉”。它的质地也比较薄,很适于作煎炒使用。在先秦文献中,也不乏炒菜的记载,如《楚辞·大招》中的“煎鰿臛雀,遽爽存只”,说的是在锅中放少量的油,等油热后,将食物放入,然后翻炒至熟。与此相映证的是,在先秦的楚国区域内也相继出土了一些可作煎炒之用的器具,如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个炉盘,制作十分精美讲究,盘的两边还有青铜质的环链提梁,如同现代的炒锅。另外,在1979年4月,江西靖安也出土一件自铭为“炉盘”的铜制器具,形状和曾侯乙炉盘大体相同,其时代比曾侯乙墓要早一百多年。这些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专作煎炒之用的炊具,人们已经开始运用煎炒之法进行烹饪。不过,当时的炒法,不如现代的技艺高,煎和炒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同时炒菜的品种也不够多。即便如此,它对后世中国烹饪技艺的发展和提高,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摘编自姚伟钧《中国烹饪探源》)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早期“烹饪”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烹饪只能出现于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之后,根据“烹饪”在古汉语里的意思,对火的控制与使用是烹饪产生的前提。
B.作为一种烹饪法,“烧”最初是直接把兽肉或植物放入火中烧至全熟或半熟,这与现在烹饪意义中的“烧”并不完全相同。
C.在烹饪产生之初,不管是“烧”“烤”还是“石烙”“石烹”,都不借助任何烹饪器,而直接用火烧烤动植物以供食用。
D.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简单炊器多已具备,并产生了坑灶和陶灶,可见当时烹饪水平的提高和方法的增多。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郭宝钧认为殷周时期烹饪方法“主要的不外蒸煮二事”,其原因恐怕是考古发掘出的殷周时期的炊器多属蒸煮之器。
B.1923年在河南新郑出土的青铜炊器“王子婴次之炒炉”,是证明炒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
C.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江西靖安出土的两件炉盘表明,《楚辞·大招》中“煎鰿臛雀,遽爽存只”的记载确有其事。
D.炒法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技艺不如现代的高,因为当时煎和炒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炒菜的品种也不够多。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A.陶制烹饪器出现前,应只有“烧”“烤”“石烙”“石烹”四种烹饪法,其它烹饪法是陶制烹饪器产生后才出现的。
B.烹饪水平的提高、烹饪方法的增多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新石器时代如此,先秦的其它时期应该也是如此。
C.在不断提高的烹饪水平的推动下,先秦时期的炊器,经历了从无到有、种类由少到多、制作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D.有学者错误认为炒法在先秦时期尚未发明,这可能是他没有见到能证明炒法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的相关考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