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是学说之一，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中国汉民族的“无色”审美观就是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对“五行”的正式解说载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它们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彼此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色彩与方位相对应，四方加天地构成六色，合并成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合并后五色为：青、赤、白、黑、黄，即黑白加三原色。“五色观”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五行”与“五色”有深层关系，构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邹衍将五行与五色、五帝等的配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相联系，认为每个朝代均受到一种“德性”支配，每种“德性”又有颜色象征：黄帝的虞代为土德，色尚黄；夏代为木德，色尚青；商代为金德，色尚白；周代为火德，色尚赤；秦代为水德，色尚黑。秦之所以灭周是“水德胜火德”的结果。夏朝崇尚青色，祭祀就用青色的祭牲；商代崇尚白色，祭祀就用白色的祭牲；周代崇尚赤色，祭祀就选用赤色的祭牲。黑、白、赤三色成了夏、商、周三代选择纯毛色祭牲最显著的符号形态。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色彩逐渐分化成为代表一定阶层的象征。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乐也”，说明五色审美的色彩规范已经上升到“礼”的范畴，可见五色在先秦已经形成其初步含义。

黄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最早源于秦汉时期的五行色彩学说。五行色彩学认为，衍生出大自然的五要素——金、木、水、火、土，分别由五种颜色象征。其中，白色代表金、青色代表木、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而黄色则代表了土。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讲道：土居中央为天之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金木水火虽各有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董仲舒认为，土是五行的根本，没有中央之土，四方就没有意义。黄色也因为土的关系，而成为了中央皇权的代表。所以土的代表色——黄色，自然就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黄色被视为皇权，在三国时期已现端倪。曹丕用“黄初”做他的年号，孙权把自己的年号称为“黄龙”。

黄色与帝王真正联系在一起还是从唐朝开始，那时黄色成为了皇帝工作服——黄袍的颜色。《礼记·月令》中记载，黄色是祭祀先祖时祭服的颜色，不过唐朝时皇帝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天天穿黄色，便禁止民间百姓穿着黄色衣服。王维给皇帝舞狮子的时候唯独选择了黄狮子，因严重侵犯了皇权而被贬官。

中国历代对红色也都比较重视。刘邦取代秦朝，就说自己是赤帝之子，得火德。所以后来的汉朝为火德，崇拜火鸟凤凰，尊凤凰鸟，尚赤色，汉朝的礼服旌旗等都用赤色。唐朝从武则天开始，对红色尤为重视，她非常重视赐大臣一种红色衣服，或者是红色物品。比如说白居易，当时的官位是刺史，还不到五品，达不到用红色的地位，皇帝赐他叫“赐绯”，赐一个红颜色。平时我们所说的“红人”“大红大紫”便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岳川《神秘的中国色》，有删改）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材料一：

人工智能主要研究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实现机器智能。有人把人工智能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符号智能，一类是计算智能。符号智能是以知识为基础，通过推理进行问题求解，也即所谓的传统人工智能。计算智能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训练建立联系，进行问题求解。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糊系统、进化程序设计、人工生命等都可以包括在计算智能之内。

人工智能从1956年提出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功。1976年Newell和Simon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设，认为物理符号系统是表现智能行为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样，可以把任何信息加工系统看成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系统，如人的神经系统、计算机的构造系统等。Minsky从心理学的研究出发，认为人们在他们日常的认识活动中，使用了大批从以前的经验中获取并经过整理的知识。该知识是以一种类似框架的结构记存在人脑中。因此，在70年代他提出了框架知识表示方法。到80年代，Minsky认为人的智能，根本不存在统一的理论。1985年，他发表了一本著名的书《SocietyofMind（思维社会）》。书中指出思维社会是由大量具有某种思维能力的单元组成的复杂社会。以Mccarthy和Nilsson等为代表，主张用逻辑来研究人工智能，即用形式化的方法描述客观世界。逻辑学派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强调的是概念化知识表示、模型论语义、演绎推理等。Mccarthy主张任何事物都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框架来表示，在常识推理中以非单调逻辑为中心。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思路是“自上而下”式的，它的目标是让机器模仿人，认为人脑的思维活动可以通过一些公式和规则来定义，因此希望通过把人类的思维方式翻译成程序语言输入机器，来使机器有朝一日产生像人类一样的思维能力。这一理论指导了早期人工智能的研究。

——节选自《人工智能》

材料二：

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跨媒体协同处理、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群体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统成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受脑科学研究成果启发的类脑智能蓄势待发，芯片化硬件化平台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些都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

人工智能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挑战依然严峻，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运行、司法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将极大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人工智能技术可准确感知、预测、预警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运行的重大态势，及时把握群体认知及心理变化，主动决策反应，将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节选自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材料三：

近年来，一款名为“天玑”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也引来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这款传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由北京一家公司研发，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开展四肢、骨盆骨折以及脊柱全节段手术的骨科机器人。据介绍，目前该骨科机器人已在全国不同层级医院应用，累计完成了3200余例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在同类型机器人中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节选自《人民日报》之《机器人走进智能时代》

材料四：

自动驾驶技术是一项综合运用了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糊系统等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旦普及，那整个城市的生态将发生彻底改变，出租车司机将会失业，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价格会大幅下降，这会导致绝大多数家庭不再购买车辆，而是随时随地租用无人驾驶的汽车。整个汽车行业保守估计将萎缩三分之二。与之相关的产业如石油、车险、4S店等将面临市场大幅缩小，无数人将面临失业。由于小区、商场和写字楼将不需要再修建停车位，房地产也会重新估价。

——节选自廖雪峰《人工智能时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