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新华社电　国家汉办昨天在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三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昨天上午，由国家汉办组织成立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在3天的会议时间内具体商讨翻译的进程安排。

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在几位知名中外学者的倡议下，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许琳指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却不存在。“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她说。

材料二

施舟人领衔译《五经》　计划3年半推出英译本

朱静远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记者日前采访了施舟人。

是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

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翻译《五经》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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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 (K.M.Schipper)，生于1934年，法国人，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等。

崔永元会赢得反转基因的战斗吗?

①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个原来属于小众的话题，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费拍摄反转基因纪录片之后变成了大众话题，无论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还是朋友微信群里，挺转派和反转派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参与舌战的有科学家而更多是不涉及科学的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信谁：科学家还是主持人？

②就转基因问题，全球很多科学家已经相继工作了几十年，很多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上市前的安全性测试也有明确要求。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来自科学界的证据显示，已被政府容许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已知的危害。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在逐渐开放转基因食品的市场。

③中国政府还未就此明确表态。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相关行业的中国科学家大多是挺转基因的。一些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们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迟迟不能商业化，显示出一种焦虑的情绪。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在“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期间说：“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反过来对科研影响也非常大”。据报道，相关行业的 61 名院士还于 2013 年联名上书中央，支持转基因食物品种的商业化推广。

④而以小崔为代表的民间反转基因人士，却对转基因的推广疑虑重重。他们的疑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基因不仅是科学问题，转基因产品的推广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么，科学研究是否被商业利益诱惑而失去其客观性？第二，转基因产品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即使目前的研究显示没有明显害处，但对子孙后代就一定无害吗？第三，推广转基因的过程，应该如何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大家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让转基因产品无管制地涌入市场。

⑤我微信群里的朋友们，无论是“反转”还是“挺转”，基本属于理性派。其共同点是不否认科学家和主要大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谨和认真，不轻信那些在微信里流传的转基因有害的言论，对诸多与转基因有关的“阴谋论”故事也大多一笑置之。如往常一样，最近这场小崔与柯校长的辩论，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立场，反而让彼此阵营的人们立场更坚定。

⑥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有韵律”。回望科技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曾经占据科技庙堂的显赫科学结论被一次又一次推翻。远的来说，16 世纪科学革命就是以哥白尼提出日心理论体系为起点的。当时，地心说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结论，而日心说出现后则受到了除了小部分科学家以外的全社会的抵制。最终，更多的科学观测逐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让占据科学庙堂一千多年的地心说退出了科学舞台。近的来说，1939 年瑞士科学家穆勒发现 DDT 具有杀虫功能，随即被大量用来杀虫，很好地控制了疟疾和斑疹伤寒的传播，穆勒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DDT 的大量使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美国宣布禁止农业使用 DDT，1995 年联合国环保组织出台了一个倡议，禁止在全球使用包括 DDT 在内的污染性农药。

⑦科学是一个发现真相和接近真理的过程，阶段性科学结论不是终极真理。转基因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创新，如果无害，它将造福子孙千万年，因此社会多投资数年，进行更充分的研究，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而这种投资有限而收益无穷的非对称效应是极为明显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就是转基因消费者是普通百姓，万一转基因有害，那么受害者就是他们，而受益者却是把转基因商业化的企业和个人。由于这些明显而又极端的非对称性，政府更应该秉持中立、甚至采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为转基因的商业化设立更高的门槛。

⑧从另方面来说，人们对重大创新的抵触情绪类似一种生理反应，犹如外来物侵袭人体时，人体免疫系统会立刻紧张起来，调动大量的能量阻击入侵者。对于社会来说，像转基因这样的重大创新也是一种“外来物”的入侵，社会的“免疫系统”会调集力量群起而攻之，这种反应的源头是每一个个人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恐惧的自然反应。人和社会的“免疫系统”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虽然有时会过度反应，成为对创新的阻碍力量，但很多时候它对人们是有益的。“新”并不意味着“好”，即使是“好”的创新，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受益，而是在取代“旧”的过程中伤害部分人的利益。

⑨在这场辩论中，短期小崔不会赢也不会输，已经持有反转立场的人会坚定地跟他走下去。问题在于下一代，当携带旧观念的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一代将以崭新的目光来审视和接受新科技。那时，如果科研结果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小崔和追随者们的胜算并不大。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人类发展是个单向旅程，科技创新一旦降临人间，就收不回去了。所有怀古的感慨、呼吁和争斗，都只是人类送别过去的浪漫挽歌。正如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所说：“科技制造的问题，也只能用更新的科技来解决”。

⑩然而，科学家阵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科研在继续，结果不能预设。因此，科学家和政府方面的精英阵营必须正视创新推广中的不对称性，对时间和历史有敬畏之心。即使科研结果一直支持转基因无害的结论，在这场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辩论中，掌握了前沿知识的科学精英不应该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向“愚昧大众”单向“启蒙”，这是一场科学家和大众在科研过程中双向互动和对话，科学家需要聆听普通民众的顾虑并从那里得到更多的研究问题而进行迭代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向公众报告，毕竟他们既是科研结果的承受者，也是支付科研经费的纳税人。

（文章选自《赛先生》）2014-08-09，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