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萌，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披淇奥，绿竹青青”；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l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稳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令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城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摘编自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

B．竹丛大面积分布在黄河流域，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气温上升。

C．河流冬季封冻线出现的北移现象，也是这一时期气候变暖的佐证。

D．大范围的海侵现象的出现，是渤海湾地区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

【小题2】下列不能佐证“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的一项是   （ ）

A．《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青青。”

B．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

C．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

D．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西汉中期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范围大体在今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

B．这次大海侵，从西汉中期发生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受到的影响一直存在。

C．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充分证明了这一地区人烟稀少。

D．西汉中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渤海湾地区是温暖多雨的气候特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悼夏丐尊先生
丰子恺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缘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体，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优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解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庆客寓。
【小题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E．文章名为“悼夏丐尊先生”，却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李叔同先生的行为品性，既有对比，也有类比，突出了夏先生的品格。

A．本文主要记述了夏丐尊先生教授作者时的儿件往事，语言平实，情感真挚，表达了作者对夏先生的感激和缅怀之情。

B．文章开头写夏先生分别时“愤然”的回答和“凝注的目光”，作者却笑他多忧，流露出对夏先生消极、悲观心态的不认同。

C．“木瓜”本是因批评学生招致反感而得的外号，但当学生们看到他把学生的请愿全当作自己的请愿时，绰号就变成了爱称。

D．文章写李先生并非“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行大丈夫事”，这彰显了李叔同先生的高尚品质。

【小题2】第二段在记述夏先生赞美李叔同先生的话后，作者为什么说“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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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3】文中多次提到“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的“多忧善愁”源于他的爱，他的爱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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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4】作者把李叔同先生与夏先生的教育方式分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你喜欢哪位先生的教育方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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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唯物论者启示录
赵凡 周敏
他曾经有过华丽的家世，在“伤痕”岁月中度过22年光景；22年前，他气概冲天，有《大风歌》作证；22年后，他将抒情变成了反思，于是，有了我们喜爱的系列读物——《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我的菩提树》……他后来有一种创想，将这一系列总体命名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位深深迷恋马克思唯物理论的人物就是我们熟悉的作家张贤亮先生。
除了在文学上的建树，张贤亮还有很多文人以外的传奇活动。他号称“中国作家中的首富”；曾经是宁夏文联主席，如今却成了“堡主”，潜心经营自己的“另类作品”。
张贤亮祖籍江苏，出生在古城南京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父是民国的外交官，父亲是热血青年，早年攻读于哈佛商学院，“九？一八”事变以后，回国革命，于张学良旗下任职。西安事变之后主力经商，家财丰厚。这样一个家庭，除了让张贤亮衣食无忧之外，给予他更多的是良好的教育、深厚的文化根基。童年是短暂的，在张贤亮13岁的时候，家庭已经开始破败，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1951年，张贤亮携母来到北京，在39中读书，但却因为出身问题肄业。15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最苦难的时候父亲在监狱中死去，年幼的张贤亮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那一年他18岁。1955年，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来到甘肃，准备在这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平静地生活和创业。
年轻的张贤亮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萌发了抒发情感的欲望。于是，他开始写诗，他所抒写并且期待的新时代并没有如愿而至，适得其反，就是这首《大风歌》使得张贤亮运交华盖，被定为右派送进了离银川市30里路的一个农场劳改。
就这样，22年的苦难开始上演。于牢房内外，张贤亮几进几出，反反复复，最青春有为的年龄在其中虚度。劳改生活毕竟是苦难的，每天劳动18个小时，只有6个小时用来睡觉吃饭，生活苦难，精神也无从找寻归属感。张贤亮说：“那个时候接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本书让我活下来。”这本书张贤亮反复阅读了数遍，也正是这本书让张贤亮懂得了运营方略，在新时代玩转文化产业。
重新获得自由已经是文革的末年，张贤亮试图重新拿起笔杆抒发诗情，秉持这样的文学观念，张贤亮的小说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于这个社会深层的反思感，张贤亮颇为自豪和自傲的是自己的文字总是走在文学先锋的行列。在小说的创作上，张贤亮如鱼得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作品多产的时期，每一部作品出现都能够给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以心灵的震撼，反思顺应了新的时代。在文学创作如日中天的时候，张贤亮开始转换角色，有心经营起了文化事业。他成了影视城的董事长，如今城堡在影视圈已经颇有影响，吸引了多个剧组到来，《大话西游》《双旗镇刀客》《红高粱》等都曾在此安营扎寨。他不似惯常文人那样“只表不为”，仅仅只会愤怒、哀叹、忧怨，他坚持他的“有为哲学”，试图于社会有一些作为来。他会反思，往往一针见血；他在反思之余还有行为，将文化附着于物品之上生产价值，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也改变了周围的生存环境。这就是他给予我们的唯物主义启示录。
因而，作为一个文化人，张贤亮始终走在先锋的行列，这一点让人感叹。
（摘编自《人物周刊·文摘版》）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张贤亮出生于名门望族，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衣食无忧，并给予他良好的教育、深厚的文化根基。

B．15岁时，张贤亮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中学肄业，无奈地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C．尽管磨难重重，年轻的张贤亮对未来仍充满了希望，他在《大风歌》一诗中书写并期待新的时代。

D．文革末年后张贤亮重新拿起笔杆抒发诗情，他的小说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于这个社会深层的反思感。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

A．人生中的各种苦难并没有将张贤亮击垮，苦难成为了他迈向成功的垫脚石，成就了他精彩的人生。

B．劳改期间，为了学习文化产业的运营方略，张贤亮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C．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创造了大量给人带来心灵震撼的反思小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文学先锋。

D．在文学创作井喷期，张贤亮厌倦写作，经营起文化产业，潜心经营的影视城成为了他的“另类作品”。

E. 张贤亮深深迷恋马克思唯物理论，他的作品、他的“有为哲学”及他在反思后的行为都体现了这种特点。
【小题3】张贤亮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产业经营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手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扉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檀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连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不年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
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胡适研究学问，特别强调要有独立的思想，因此他讲课时没有沿袭陈汉章讲授哲学的方法， 这让他的学生很不适应。

B．胡适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教授，在北大任教遇到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学校哲学系老教授对他的藐视就是其中之一。

C．胡适说自己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对待教学，就是从头学起，即杨亮功所说的“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

D．胡适非常重视教育对改变国民的作用，他一生身体力行，不仅在北犬任职，而且还兼职多所大学，并大量演讲、讲学。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槪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年轻时的胡适曾立下从事教育事业以救国的志向，这是他后来听从陈独秀的劝告，匆匆回国到北大就任教授的原因之一。

B．胡适授课“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与其说是胡适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带给大家的震惊， 不如说是大家对他的敬佩。

C．在北大赫赫有名的傅斯年曾成功“扳倒”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但是在听完胡适的课后，对胡适治学的方法表示肯定。

D．《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正式出版和蔡元培亲自为书写序，使胡适在哲学研究上确立了自信心， 这是他在北大站稳脚跟的标志。

E. 胡适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是因为课堂中学生少，便于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展开研究，足见胡适非常重视研究性教学。
【小题3】胡适的课被学生公认“讲得好'请结合材料，对胡适课“讲得好”的原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