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原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古希腊流行的文艺信条说“艺术摹仿自然”，这个“自然”主要就指“人性”（朱光潜先生的见解）。但是，这个定义容易误解为人性是指人的“动物性”，所以后来又有美学家李泽厚强调“自然的人化”，即自然的理性化与社会化，重心是社会性。于是，人性便成了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组合。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性的确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复杂。而文学面对的便是这种愈来愈复杂的人性。有评论者指出，真实不是现实表层的真实而是现实底蕴的真实，这就纠正了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真实是现实的表象，生活的故事，忘记了真实的根本是人性深处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种“恶”的可能性）。以《红楼梦》为例，这部伟大小说的真实，不在于写出喝茶的真实,吃螃蟹的真实，赛诗、斗草的真实，而在于写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政、王熙凤等一个个人物及其人性的真实。那么多人物，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坏，其性格都带有多重暗示。而莎士比亚的大悲剧《麦克白》同样也韵味无穷，让人品尝不尽的不是麦克白谋杀国王的那些细节，而是这个大凶手、大野心家复杂的人性。他不是一个杀了国王得到王冠就庆祝胜利的简单刽子手，故事也不是一个实现阴谋就高枕无忧的简单故事。莎士比亚在写出事件的真实之后，又写出人性的真实，这才是真的高明。

但是，抵达人性的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有种种障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人性论”，把“人性”变成禁区，这自然就无法进入文学的真实。这之前，30年代批判梁实秋的“人性论”，也造成了进入人性真实的障碍。我崇尚鲁迅，把他作为偶像，但他把阶级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这也影响文学进入人性底层。其实，他早期小说的人物如祥林嫂、阿Q等，都不能用阶级性去阐释,他写的恰恰是普遍的人性的真实。

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六十多年来，造成中国文学进入现实底蕴与人性底蕴的障碍，最重要的是两种错误的理念：一是把“主义”当作创作的出发点。有些改造社会的志士，崇尚某种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学如果以主义为创作出发点，势必会用主义设计作品框架，把笔下的人物变成主义的傀儡或号筒。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用主义去剪裁人性、整理人性,使人性概念化、公式化而变得不真实。二是把“社会批判”当作创作的出发点。正直的作家总是会有道德义愤,总是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只会讴歌的作家肯定是没有出息的）。但是，文学创作不可以只停留于义愤与不满，不可以只热衷于揭露社会的弊端，因为这样做，势必会让文学停留在社会表层，而不可能进入人性的深层。《红楼梦》与晚清谴责小说的高低就在这里显现出来。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其所以不能算一流文学，就因为它们只揭示社会现实的表象，由于志在暴露，所以不是“溢美”就是“溢恶”。而曹雪芹对社会的黑暗也看得很清楚，对宫廷斗争的内幕肯定也很了解，但他不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倾向小说，也不写成社会批判小说， 而是全力写出人性的真实与社会的底蕴，因此，《红楼梦》成为我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它像一盏明灯朗照：真实，人性的真实，人类生存条件的真实，这才是文学的第一天性，才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选自刘再复《真实，文学的第一天性》，有删节）

互融：中西园林的趋势

王向荣

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是世界园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大瑰宝，它们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各自独立，后来又相互影响，到了现在更是互相融合。

中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明悠久，人们对美丽神秘的自然充满了热爱与崇拜。中国传统园林一方面源于古老传说中神仙们居住的乐土，另一方面源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的理解。根据古代传说，在昆仑之巅，有西王母的花园,有皇帝的悬圃；在遥远的东海，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海岛，找到这三座岛屿，就能从神仙的手中获得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中展示的神秘山岳和美丽岛屿就成为中国园林的一种雏形。另一方面，中国大地秀美山川的景色无疑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自然，并成为中国园林模仿的对象，这种风景也被称为“山水”，中国园林试图以象征的手法展示这种自然的本质，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追求“小中见大”，将大千世界的宏观景物微缩到小巧玲珑的壶中天地，这也是先秦以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人文精神与历史观念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园林从商周的“囿”、秦汉的宫苑，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盛期，并在宋朝发展成熟，一直到明清，其造园思想始终一脉相承，在园林创作过程中强调“意境”，追求诗情画意，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以物比德，园林经常作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反映园主的情操和思想，展现心中的世外桃源。

西方园林起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里干旱少雨，只有沿河的谷地是绿色丰饶的，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灌溉，国土的风景也没有中国优美多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有着充分水源和灌溉系统的田园成为园林的蓝本，表达了“人间天堂”的理想。这些园林也多为实用性的园圃，如果树园、蔬菜园和葡萄园等，形式也是几何式的。

随着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经由地中海传到欧洲大陆，西方园林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西方园林与农业景观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上也都是规则式的。只是到了18世纪，英国的园林才开始由规则式转变为自然风景的形式，后来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林又影响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园林艺术。

以中国园林为代表的东方园林多追求意境美，不追求逼真的重现自然山水的形象，而是用写意的手法来模写和提炼自然，即“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西方造园艺术则多致力于对自然的改造和加工。但是东西方园林艺术也存在着深层次的同一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建造园林就是实现人们心中的理想，两种园林也都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模仿。所不同的是，东方园林所模仿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是秀丽的山川，而西方园林所模仿的自然是农业景观，是经过人类耕作的田野和牧场。

18世纪开始，东西方园林有了非常广泛的交流。18世纪英国风景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哲学、文化特别是中国园林的影响。那时几乎欧洲所有重要的园林中都有中国园林的景致，一座塔、一座桥、一个亭或一组山石，在欧洲的园林中建造中国园林的片段曾是一种时尚。而在中国也出现了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子，圆明园中有西洋楼、颐和园中有石舫，广东的许多园林更是东西合璧的产物。

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中，每个国家的思想和技术都进一步融合，东西方园林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园林的发展必须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文化，传承优秀的园林传统，保持自己独特的鲜明个性和特征。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7日12版，有删改）

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徐 贲

①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之故。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②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③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④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⑤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⑥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⑦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⑧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⑨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