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美学

汉字美学要关注汉字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许慎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①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②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比如，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

(选自《文史知识》《汉字蕴涵的美学》)

许祚禄的长篇小说《青弋江儿女》讲述了长江下游青弋江两岸陶柳两家三代人从抗战迄今几十年的生活图景与风云变幻。小说采用家族叙事，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表现八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的乡土题材小说，它没有单纯地描绘农民的艰辛与困苦，也没有把乡村描绘成一幅单纯的田园牧歌图，而是由乡村知识分子谱曲填词，由农民演唱，反映农民几十年生存奋斗历史的长篇赞歌，是一幅由乡村知识分子观察思考并绘制的农村历史画卷，带有江南水乡特有的荷花馨香与泥土气息。

在《青弋江儿女》中，作者以陶柳两家三代人为描写对象，描绘了青弋江两岸的农民及农民出身的英雄群像。他们出身低微，祖祖辈辈在江南水乡生存繁衍。作者给他们取的名字也带有浓厚的水乡气息，男人不是“水”，就是“生”；女人不是“梅”，就是“红”。命名虽相似，但面貌各异，性格鲜明。男人既沉稳有力又乘风破浪；女人外表清新可人，内在泼辣爽直。这些人在青弋江两岸肥沃的圩田里种植稻米、莲藕，摸鱼捉虾，在长江、青弋江中乘风破浪，运黄沙跑运输。他们养育的儿女不是参军，为国捐躯，就是上大学学科技，支援祖国建设。“他们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刮地皮养活了我们的国家，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在三代人物中，第二代人是描写的重点，金梅则倾注了作者最多的笔墨。金梅自幼失去母亲，十五岁时被父亲卖给地主婆陶寡妇作童养媳，但她没有怨天尤人。她深明大义，有爱国情怀。抗战时期主动借给游击队一船稻谷，在建国初期主动支持丈夫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她爱憎分明，直爽泼辣。面对陶根子这样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小偷，她直指他们的小人之心，并坚决反抗。但当陶根子为救济灾民偷粮食时，她又宽容大度，原谅他曾经的错误。金梅是青弋江边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村女性，又是长江流域一位大写的“母亲”，不论是为女、为妻还是为母，都具有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尽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有些地方性格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过渡，但她仍是该作塑造得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许祚禄以乡村知识分子视角，描绘陶柳两家八十年的家族故事，表现农民朴素中的伟大，谱写了一曲农民赞歌。当然，在艺术上，《青弋江儿女》也如它的内容一样，质朴无华，没有新颖的叙事手法与结构艺术；描写人物的手法相对单一；一些情节的转折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人物语言是一个亮点，尤其是金梅与国红，个性化的语言将人物的性格展示得栩栩如生。而且，作品语言鲜明的地域特色，带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景物描写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审美性。

（摘编自朱菊香《乡村知识分子视域中的农民赞歌》）

①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了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②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③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