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缸里的文学

①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学梦，最初是从那口水缸里萌芽的。

②我幼年时期自来水还没有普及，一条街道上的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因此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储水的水缸。我们家的水缸雄踞在厨房一角，像一个冰凉的大肚子巨人，也像一个傲慢的家庭成员。记得去水站挑水的大多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用两只白铁皮水桶接满水，歪着肩膀把水挑回家，哗哗地倒入缸中，我自然是袖手旁观，看见水缸里的水转眼之间涨起来，清水吞没了褐色的缸壁，便有一种莫名的亢奋，现在回忆起来，亢奋是因为我有秘密，秘密的核心事关水缸深处的一只河蚌。

③请原谅我向大人们重复一遍这个过于天真的故事，故事说一个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在河边捡到一只被人丢弃的河蚌，他怜惜地把它带回家，养在唯一的水缸里。按照童话的讲述规则，那河蚌自然不是一只普通的河蚌，蚌里住着人，是一个仙女！也许是报知遇之恩，仙女每天在青年外出劳作的时候从水缸里跳出来，变成一个能干的女子，给青年做好了饭菜放在桌上，然后回到水缸钻进蚌里去。而那贫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青年，从此丰衣足食，在莫名其妙中摆脱了贫困。

④我现在还羞于分析，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童话故事，为什么独独对那个蚌壳里的仙女的故事那么钟情？如果不是天性中有好逸恶劳的基因，就可能有等待天上掉馅饼的庸众心理。我至今还在怀念打开水缸盖的那些瞬间，缸盖揭开的时候，一个虚妄而热烈的梦想也展开了：我盼望看见河蚌在缸底打开，那个仙女从蚌壳里钻出来，一开始像一颗珍珠那么大，在水缸里上升，上升，渐渐变大，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规仙女的模样了。然后是一个动人而实惠的细节，那仙女直奔我家的八仙桌，简单清扫一下，她开始来往于桌子和水缸之间，从水里搬出了一盘盘美味佳肴，一盘鸡，一盘鸭，一盘炒猪肝，还有一大碗酱汁四溢香喷喷的红烧肉！（仙女的菜肴中没有鱼，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鱼）。

⑤很显然，凝视水缸是我最早的阅读方式，也是我至今最怀念的阅读方式。这样的阅读一方面充满诗意，另一方面充满空虚，无论是诗意和空虚，都要用时间去体会。我从来没有在我家的水缸里看见童话的再现，去别人家揭别人家的水缸也一样，除了水，都没有蚌壳，更不见仙女。偶尔地我母亲从市场上买回河蚌，准备烧豆腐，我却对河蚌的归宿另有想法，我总是觉得应该把河蚌放到水缸里试验一下，我试过一次，由于河蚌在水里散发的腥味影响水质，试验很快被发现，家里人把河蚌从缸底捞出来扔了，说，水缸里怎么养河蚌？你看看，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不能喝了，你这孩子，聪明面孔笨肚肠!

⑥我童年时代仅有的科学幻想都局限于各种飞行器，从没有幻想过今天的互联网帮助人们飞越了时空。我渴望阅读，但是身边没有多少适合少年儿童的书，我的家庭只能提供我简陋贫困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先天不足是我青少年生活的基本写照，今天反过来看，恰好也是一种特别的恩赐，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格外好奇。我们家家都有水缸，一只水缸足以让一个孩子的梦想在其中畅游，像一条鱼。孩子眼里的世界与孩子的身体一样有待发育，现实是未知的，如同未来一样，刺激性腺，刺激想象，刺激智力，我感激那只水缸对我的刺激。

⑦我一直相信，所有成人一本正经的艺术创作与童年生活的好奇心可能是互动的。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好奇心是广袤天空中可有可无的一片云彩，这云彩有时灿烂明亮，有时阴郁发黑，有时则碎若游丝，残存在成年人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变得功利而深奥，有的直接发展为知识和技术。对人事纠缠的好奇心导致了历史哲学等等人文科学，对物的无限好奇导致了无数科学学科和科技发明。而所谓的作家，他们的好奇心都化为了有用或无用的文字，被淘汰，或者被挽留。这是一个与现代文明若即若离的族群，他们阅读，多半是出于对别人的好奇，他们创作，多半是出于对自己的好奇。在好奇心方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最幸运也最蹊跷，似乎同时拥有幸运和不幸，他们的好奇心包罗万象，因为没有实用价值和具体方向而略显模糊，凭借一颗模糊的好奇心，却要对现实世界做出最锋利的解剖和说明，因此这职业有时让我觉得是宿命，是挑战，更是一个奇迹。

⑧一个奇迹般的职业是需要奇迹支撑的，我童年时期对奇迹的向往都维系在一只水缸上了，时光流逝，带走了水缸，也带走了一部分奇迹。我从不喜欢过度美化童年的生活，也不愿意坐在回忆的大树上卖弄泛滥的情感，但我绝不忍心抛弃童年时代那水缸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写作生活中重复那个揭开水缸的动作，谁知道这是等待的动作还是追求的动作呢？从一只水缸中看不见人生，却可以看见那只河蚌，从河蚌里看不见钻出蚌壳的仙女，却可以看见奇迹的光芒。

（取材于苏童的同名散文）

西方古典史学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史学。从追溯神话与史诗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至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一千多年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西方史学诸多优良传统。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从人事活动出发叙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简单归之于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是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在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分析中，已经无法找到任何难以违抗天神的意志和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念，而完完全全是人类、民族、城邦、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为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是一部典型的专史，但作者把绵亘27年，中间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在几个相去遥远的地区爆发的战争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说明他具有敏锐的宽阔的历史眼光。

西方古典史学还重视史著的表述方法与史家的修养。卢奇安在《论撰史》中倡导“襟怀坦诚”“如实叙述”，认为史家撰史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神灵或显贵。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看，这部宏伟的著作乃是一部未竟之作。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这部历史著作应该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为止，但其著作只写到了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甚至连最后一个句子也是不完整的。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从修昔底德当时所处境遇以及可能的社会及心理原因等方面提出新的解释。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G.S.施林普顿认为，在古代希腊，历史是被记忆的过去，因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是否真实，即是否与社会的群体记忆相吻合是由听众来检验的，听众的反应对史家的叙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对史家搜集到的信息产生怀疑，无疑会迫使史家放弃他的著述。修昔底德当时的主题正是雅典衰亡的历史，叙述的是他们的帝国失败的故事，而雅典人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故事。社会在作家们将记忆载之于笔的过程中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个人没有权利描绘社会不期望的事件，即使它是真实的。在这一强大压力下，修昔底德被迫放弃了他的著述事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自己本身曾是战争中雅典一方的将军的修昔底德，力图用客观的笔法记录当时希腊世界中的这一重大事件，他没有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力”为自己的城邦粉饰，他对雅典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雅典政界人物的评价都是褒贬参半，且以具体事实为依据。

（选自陈铮《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有删改）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有不同的文化精神：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人类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环境影响，这是没有异议的。平原流域文明有保守性，也可找到不少例证。但对一种文明历史属性的判断，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实证的历史中。而一旦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会发现在黄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续活跃着一个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

黄河文明的经典之作《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不仅对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对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有如此要求，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求新。同是孕育于黄河文明的典籍《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早期三代文明的发展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西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的历史过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夏代的核心观念是尊崇君主，殷代的观念是尊崇鬼神，周代的观念是尊崇礼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国原则，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清晰可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变革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强烈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完成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早于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体现社会公平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取代贵族世袭的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也是不容观不公允的。

（作者：李振宏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04日15版 有删节）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树，死，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告诉我说：“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上发帖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