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

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描述中国整体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在费先生这里，与“乡土社会”对应的不是空间形态意义上的城市社会，而是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费先生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乡土型文明形态。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这种独具中国点的传统“乡土文明”形态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乡村，而是笼罩于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无论你是主动告别还是恋恋不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已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或正在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我们已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 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带来产业的集中，而产业的集中，结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必然带动人口向产业集中地大规模集聚，进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这一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进程。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方面城乡联系本身并不紧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村是本位，而且相对独立，不依赖于城市,而并非生产基地的城市则反过来完全依赖于农村。但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则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以及更为直观可感的交通、通讯技术的纽带作用，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另一方面，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城市在城乡关系中便取得了几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必然地发挥出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认经济运行的形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那么，城市的这种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也必将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方式必然是围绕着城市而组建起来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能顺应而不可逆这个基本历史趋势而展开。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乡村融入城市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

《摘编自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

爷爷和他的牛

王全喜

那年秋天，生产队粮食丰收，上缴的公粮多，有了钱，队长就让爷爷和他到上百里外的赵陵铺赶集买牲口。队长想买一匹马，可钱不够。爷爷说：“买不起马，就买一头牛吧。”可看得上眼的牛要价也挺高，钱还是不够。他们在集上转来转去，见有人卖一头病牛，那是头牸牛，个头高大，身无杂毛，通体金黄，看牙口还是幼牛，就是骨瘦如柴，脊背高高隆起，肋骨清晰可见。长长的毛发里夹杂着草节和粪末，脏兮兮的。肚皮上长着碗口大的疱，一副病态，一阵风似能把它吹倒。

卖牛的要价很低，只有100元。队长却担心：“大叔，这牛咱不能要，要养不活，图贱买病牛，没法和社员们交代哩！”拉了爷爷的手要走。

“哞——哞——”病牛两眼湿汪汪的，冲着爷爷叫了起来，爷爷动了心，说：“要真养好了，这可是头好牛哩！”卖牛的就说：“大叔好眼力，这牛要没病，要值上千元哩。”见队长拉着爷爷依然要走，卖牛的又说：“甭走，甭走，这牛算白给你们了，看着给个钱就牵走！”话说到这份儿上，队长也无话可说了，花了80块钱，把牛牵了回去。

队里添了新牲口，社员们都来观看，见买回个不能干活的病牛，有的抱怨说：“咋买个病牛哩，不中看不中用。”有的说话更难听：“这牛要是死了，不能一个人喝凉水全队里人都跟着肚里疼，谁买的牛算谁的。”

队里的饲养员也说话了：“队长，要是养这病牛，俺怕以后牛死了担嫌，这饲养员俺就不干了。”

队长犯了难，他把爷爷叫到一边，说：“大叔，咋办哩？要不咱再去赶个集，把牛卖了吧？”

爷爷说：“赶集怕没人要哩，把牛交给我吧，养好了算队里的，养死了算俺的。”

队长说：“就听大叔的，这牛咱不去卖了，你当队里的饲养员，不过，牛养好了是队里的，养死了还是队里的。”

爷爷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搬了铺盖住进牲口棚。他日夜照看那头病牛，请兽医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眼看着牛一天天弱下去无力地卧在地下，爷爷心疼得饭也吃不下。无奈之下，爷爷把剪刀在炉火上烧红冷却后，拿剪刀剜掉了牛肚上的脓包，用自己酿的高粱烧酒把脓血冲洗干净，再用一种俗称“马泡蛋”的草药面撒在创口上。爷爷每天用高粱烧酒冲洗牛的创口一次，再撒“马泡蛋”药面，熬了小米汤给牛喝。二十多天过去后，牛竟然神奇地好了。

这头瘦得要散了架的病牛，在爷爷的精心饲养下，几个月的时间竟变了模样，臀部圆润，毛发金黄发亮，头上的两个弯弯的犄角还略带几分威严。

爷爷给牛起名叫大黄。

大黄个大体肥，塞进车辕子里，满满的，没啥空隙，显得非常拥挤。它独自拉着满满的一大车草圈粪走在田间大道上，比别的生产队两头牛拉的大粪车还轻松走得快。更让社员们惊喜的是在充满希望的初春时节，大黄竟然发情怀上了牛仔。

九月怀胎期满，大黄顺利分娩，产下一头牸牛，淡黄色，虎头虎脑的，特别讨人喜爱。爷爷给它取了个名：小黄。

一天凌晨，爷爷给大黄添草料，大黄突然用舌头舔了舔爷爷的手，接着仰头发出“哞——哞——”的叫声，又要挣脱经绳往牛棚外去，爷爷不知大黄咋回事，就把大黄和小黄牵出了牛棚拴在了大槐树上，把草料倒在簸箩里喂大黄吃，大黄依然不吃草料，仰头冲着牲口棚发出“哞——哞——”的叫声。爷爷这才感到异常，从牛棚的柱子上摘下保险灯，提着保险灯走到队部前的大槐树下，敲响了生产队集合人的大钟。

凌晨钟声，惊心动魄，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来到大槐树下询问究竟。

队长说：“大叔，有嘛事哩？”

爷爷说：“不知道，大黄它们都不想待在牛棚里了，俺恐怕要出啥事哩。”

牲口叫，鸡鸣狗咬，人声嘈杂，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惊动起来了。

忽然，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队里的牛棚和村里的一些土坯旧屋坍塌了。所幸，全村无一人伤亡，生产队的牲口也毫发无损。

这年村里选了两个劳动模范出席县里的劳模表彰大会，一个是爷爷，一个竟然是大黄，爷爷和大黄披着大红花，站在县城大礼堂舞台上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选自《小小说月刊·下半月》2019年6期，有删改）

材料一：

杨义在其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服饰做出入木三分的分析，称她是“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她以精炼的服饰话语作为模子、将自己对服饰的心得和爱意铸入其中，冶炼出了传世美文《更衣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用色彩的狂欢、服饰的盛宴架构起来的奇妙的文学艺术世界。就像寒暖流交汇形成丰沃的渔场，张爱玲对服饰热烈饱满的偏爱撞上她冷漠尖锐的才气，在她对服饰色彩独特的理解中，造就了“衣服狂”与“女作家”完美、奇妙的嵌合。

（摘编自尚亦璇《“衣服狂”与“女作家”的不解奇缘》）

材料二：

（摘编自陈龙《论张爱玲作品的服饰描写》）

材料三：

（摘编自王淑娇《消费社会作为符号的服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