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与寂寥：墨家学派衰落成因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肢、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删减）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人担心，用道德去支撑经济发展，甚至让道德帮助赚钱，是将道德工具化甚至亵渎了道德。其实不然，道德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际和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具体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效果，谈道德的觉悟等都只能是空谈。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即在本体论意义上，经济一定内含着道德，经济与道德共生共存。换句话说，没有道德视角，经济是不可能被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的，同样，没有道德理念和道德手段，经济建设也将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且没有生命力的。畸形经济一定是忽视道德甚或道德缺失的经济。

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切入展开研究，而这些商品在马克思的眼中不只是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用来买卖的劳动产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同时也说明，道德能以其特有角度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道德是一定经济制度或一定经济力量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换句话说，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的劳动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而没有人及其观念导向作为“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

（选自王小锡《道德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