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店

林清玄

①我常常想，生活里的很多记忆像是—个个小小的旅店，而人像乘着—匹不停向前奔的驿马，每次回头，过去的事物就永远成为离自己而去的小小的旅店，所有的欢乐与悲痛，所有的沉淀与激情，甚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那些旅店里，到当天傍晚我们就要投宿另一个旅店了。

②因此，对于古代那些有心思在旅店里题诗的书生，我是敬佩的。然而，他们纵是题了诗，又能真的印证什么呢?

③我们把自己摊平在一条道路上，过去的记忆便成为五颜六色的屋舍绵绵穆穆地层延开来。堂皇富丽的楼宇固然鲜明，更教人怀念的是，植在荒山僻地飘着酒香的野店。

④策马入林，看到残冬的苦芩树，寒叶落尽，结于满枝，想起桃花扇哀江南的一折：“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⑤我们的内里不断地酝酿许多感觉，因外在的诱惑而勾引出来。

⑥有一回马蹄走过一枝枯了的凤凰木下，“最长的一日”的一幕电影便浮现出来：一支倒竖的步枪上，斜挂着暗草色的钢盔，一曲低沉的挽歌在晴空中翻扬。那样的感觉一旦滋长便不再淡去，一直到看到另一种美才止息下来：秋天的泥土散放着成熟的禾稻的香气，山风盈袖，秋阳展颜。

⑦前人有前人的旅店，在我们的马蹄还没有迈步，那些旅店就存在，且永远地存在下去：

⑧有巢氏削木器而图轮圆；

⑨伏羲氏观星象鸟兽之迹而画八卦；

⑩仓颉仰察星斗回曲之势，俯视山川蜿蜒之形，点画结绳为文字；

⑾前人很多美丽的名字被流传下来，写在一本叫做“历史”的书上，愈是最先建立自己旅店的人，愈是散发古老沉厚的馨香。因此，读书是一种冒险，像骑在马上在充满旅店的路上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走入司马相如的店，别忘了沽一坛酒；万一走入曹操的店，就当心脑袋!

⑿走入莎士比亚的店，在炉边他会讲很多让人洒泪的故事。哈姆雷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在肃冷的寒夜，北风呼呼，许多军士站在城堡上守卫，使人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可是由于莎土比亚用低沉的嗓音和充满诗的语言向我们说这个故事，在凄寒中竟被炉火烤出一种难言的美感。

⒀哈姆雷特有自己的旅店，有自己不可解的道路，策马奔驰，尘土飞扬之处，就注定了他将投宿在刻骨凄凉的地方，他无可奈何地选择丁荒冢作为黄昏的客庙。

⒁哈姆雷特的野店和荆轲的客栈开在一处，我们从那里经过，就感觉到易水的萧萧风冷，荆轲的白衣飘在天际，那样清楚慑人的白颜色，衣袂动处便扬起让人沸腾的悲壮来。那个颜色是理智无法预期的，生命是一种赌注，赌天下苍生。

⒂山脚坠毁，选择高岗；荆轲选择白颜色陪葬自己的死，只因为白色是素净的颜色，阳光的颜色，最宜于染鲜血的颜色。人的风骨愈在面对危难和死亡愈能显现，我们走在血迹斑斑的路上，一路上都散放着先人侠骨的香气。

⒃即使像岳武穆那样铁铮铮的汉子、生活中充满了凄美、悲壮和狂歌，也不禁要感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马上弄笔之际，感知自己未来的历史命运，他也作了无可如何的选择——把金牌一道道纳入怀中，仰首天地，映现出满天满江的红霞。

⒄许多记忆写在旅店里，也有许多记忆在路上被遗失，我们往往没有时间或心思静下来欣赏两旁的风景，“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明月归”，再回首便是山水千里、两岸猿声的路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在马上在风尘迢迢，各形各色的旅店中选择呢?就把住马鞍吧!碧绿的草原上，我不停地奔向一轮不落的朝阳之下的原始的纯朴和亲情活在每一个山岗的野店里，鸟鸣、花开、鹰扬、大地醒转。

⒅此际，我在马上，回首后顾，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的日月风尘，在一刹间都远去了，留下一种不可言说的美。

小议“伪善”

陈家琪

①知道恶而为恶，或故意为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伪善”。真正的“伪善”，就是把出于自己主观意图的行为理解为对恶的铲除或消灭，认为只要出于主观意图，即动机上善的意图的行为，就一定是善的。所以重要的只是动机上的善。

②我们选两个古今中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论来分析一下：

③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⑥主观意志可以成为行为的客观性法则。

⑦前面是孔子的，后面是康德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己”字，都只在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纯正，使一切行为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做买卖童叟无欺”，要“出于义务”，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合于义务”。其实，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让我们确信要求“合于义务”要远好于对“出于义务”的要求。或者说，赚钱是对的，但要有制度和规则，使那些在行为上总是“合于规则”的人总能赚到钱，越“合规则”就越发财，而违反规则就一定让你人财两空。客观化的规则越强硬，越普遍，就越好。当然，规则总是人“出于义务”而制定的，一旦制定出来，就不管你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了，只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于规则”。做买卖你“童叟无欺”是不是出于义务，没有人管你；但时间长了，因为越合于规则就越能赚钱，“合于义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于义务”。这就说明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要合于规则，而这套规则又出于义务，慢慢就变成了对每个人而言的“出于义务”的习惯。

⑧ “伪善”就是只强调从行为动机上要求人，然后相信只要动机上纯正了，行为本身也就一定是善的。最纯正的行为动机就一定是不妥协地与一切“不出于义务”的行为做斗争。

⑨黑格尔由此概括出“伪善”的四个形式化规定：

⑩第一，意图上的善决定一切，于是所有行为——批斗老师，烧书，砸烂旧世界，就都是对的，这叫从动机上把自己的恶解释为善。

⑪第二，用外在的原因解释别人的动机，于是既可以把别人的善行解释成恶行，也可以把对方的恶行解释为善行；出身、历史、经历、看了什么书、听了谁的话等等都可以成为解释的理由。

⑫第三，盖然论。到底什么样的动机是善、是恶，是出于义务，最后只有靠权威的认定；于是有多少权威，也就有了多少必须“出于义务”的行为动机；权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大家无形中养成了“听话”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作风，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代替了概念与逻辑上的论述。

⑬第四，善与恶的界限终于消失了，人们各自选择自己的行为，然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数的人由“坏人”变成好人，又有无数身居高位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此反复，终于使善恶不再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与选择。大家也就只习惯于从道德上（也就是从动机上）对诸如三聚氰胺、毒疫苗之类的事进行谴责，而这些谴责既无效也无力，因为你只会把问题归结为道德、动机、良知、信念等主观因素，而所有应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善恶之别，只能等待着权力意志的任性解释。

⑭现代世界从一个崇尚圣人、君子、英雄、德行、高尚、充满诗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法律与伦理世界客观化，人们只知做一个守法公民，过平庸、琐碎、乏味生活的时代。在这变化中，沉湎于或自恋于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是一回事，如何让这种道德情感通过法规而具有了特殊性的规定性，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安宁与闲暇，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这代人，五十年前，“文革”开始时，从内心到外在过的都是一种英雄、道德、崇高、让信念充满诗意的生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种种灾难，包括那么多人的死亡与对文物古迹的极其彻底的、可怕的破坏一无所感或毫不在意。五十年后的年轻人呢？他们可知道五十年前所发生过的一切？他们可从理论上对道德与政治、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做过思索？作为一个在高校中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五年的老教授，听到对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良丧尽之类的道德谴责时，怎能不忧心忡忡，并在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中不断遭遇着“伪善”的磨难？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