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着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就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大师

于坚

我遇见他总是在会议上，坐在一个角落里，很少说话，不到他发言的时候，两条腿抖个不停，仿佛在抽风，表情激动，蓄势待发，搞得坐在他旁边的人也很紧张。到他发言，总是很吃力的样子，手挥舞着，眼晴斜瞪，眼白放大，仿佛正从一口深井里面提水，而水太深、太重，提不起来的样子。令人很担心，觉得他的话非常重要。但他最后说出来的总是语焉不详、鸡毛蒜皮、小题大做、不得要领，会议讨论南极洲是否会融化的重大问题，他却说小区里面没有花园也是不对的，浪费时间，被主持人中途打断。大多数时候他保持沉默，极力控制着由于渴望发言而即将抽风的种种症状，他有很多话要说，但坚强地自我克制住了。他在会议小休或者去洗手间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哗啦啦地说起话来。他的口音非常奇怪，似乎躲在喉结这块岩石下面，原始的声音，没有一般受过发声训练的人的那种磁性，音箱感，自信。他的声音像非洲人说话，尖利刺耳而又嘶哑低沉，混杂着彼此矛盾的音质，一方面滔滔不绝，一方面又不愿意声张似的，因此听上去口齿不清，像是慢速穿过岩石即将到站的地铁。某个有着播音员嗓门的同事教育他，打开你的喉咙，把声音放出来，那人公鸡般的夸张地仲缩着嘴巴，这样，这样！他扬起脖子，跟着比划了几下，哑的，没声音出来，就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在会议以外的场合见过他，我们总是一起开会，会议结来后分头离去，他总是最先离开会议室，因为坐在后面。

我一向对那些在会议上不说话的人抱有好感，总觉得真理是在这些人的沉默里面，我们心有灵犀地相视而笑。我总是对每一个落日怀着好感，而对迈步中天、滔滔不绝的辉煌日头没有感觉，当太阳发言的时候，我总是躲得远远的，钻到世界的阴影堆里。只有在冬天，在寒流之后，我才喜欢那头顶的太阳，它已经变得暖暖的，不是那么声色俱厉了。

忽然有一天在灰色的大街上看见他，他正在金碧路的人行道上向东走去。这是我在国家会议之外第一次看到他。他走路的样子真像一位大师。灰色的象，缓慢地移动着，似乎喧哗的大街不过是一座安静的森林。他身体里面装着一块石头，神情茫然，看着一切而不是某一点，显然已经灵魂出窍，神游物外了。这个人听不见汽车队列的嘈杂、看不出红灯的警告，茫然地走下人行道，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了车流，他那置身度外的神情就像盲人聋人。有的司机被这个人的傲慢激怒，愤怒地按着喇叭，他全然听不见，那么慢地移动着，就像一块石头驾着风飘在洪流之上。

我有些不能肯定他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坐在会议室后排的人，相貌是对的，但身体反映出来的气质、灵魂状态完全不是那个人。难道这就是他沉默着的部分，那桶总是被会议压制着的永远打不起来的深井中的水。他像大师那样傲慢，重重地、缓慢地、抢着老于所说的那种“一”，走掉了。落日那样消失在灰色大街的另一头，累暗在后面簇拥着他。

在另一次会议的时候，我再次遇见他，我想告诉他我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一幕。但看着他愚钝、欲言又止、即将抽风的样子，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能肯定那个在大街上走过的大师，是否与他有关。我只是随便说起，我那天在金碧路看见你了。是的。他说，我最近经常走路去上班，从气象路开始，穿过金碧路，一直走到东方广场旁边的尚义街，大约要走四十分钟，这么走比坐车好多了，我已经瘦了不少。他满足地笑起来，这样的微笑，足以肯定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