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之美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形态在尊重生态这一前提下应拥有诸多形态，但朴素是其中标志性的美。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道家的朴素观，并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本色观。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二是恬淡观。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清雅、简洁，以清廉为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其实，这种观点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低碳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植物染发剂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世纪，古罗马人就学会了用一些天然植物色素，如苏木、茜草、紫草茸等进行简单的染发。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们已开始使用天然染发剂，首开先河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须发”。自我国唐代开始至清代漫长的历史中，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天然中药染发剂，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可供染发的外用药物至少有20种以上，如覆盆子“榨汁涂发不白”、婆罗勒“可染髭发令黑”、郎耶草 “可染须发”等等，数不胜数。

在人类呼唤天然、崇尚自然的当代，从天然植物中提取或以天然植物为原料制成的植物染发剂颇受欢迎。针对天然植物在染发剂方面的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法国、印度等已相继研制成功了以苏木精为原料的植物染发剂。日本也竞相推出了以辣椒素、虫胶酸、胭脂红酸等为原料的植物染发剂。虽然这些天然植物染发产品价格昂贵，但在国际市场上十分耀眼。

植物类染发剂的主要成分是从植物中提取而得的有机物质。按照天然植物染色剂染发的原理可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色素吸附型染发剂，它主要是通过提取的各种植物性染料，有效地沉积覆盖在头发表面，利用染料本身色泽达到染发效果。此类植物染料主要是一些色素含量较高的植物，典型的代表有桑葚、甘菊兰、红辣椒、红花、高粱等。另外一类是植物活性成分与金属盐结合型染发剂。它主要是提取植物中的活性成分与金属盐类结合显色，渗透进入头发表皮或头发皮质。此类物质主要为富含多元酚和富含单宁酸的植物。洋苏木树作为多元酚类植物是目前所采用的最成功的植物染发剂原料。富含单宁酸类代表性的主要有石榴皮、何首乌、黑豆、柿子叶与甘草等。

源于植物的染发剂，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染发剂，对人体基本无害，并具有一定的生理功能，能发挥抗菌消炎、养发护发、生发健发等作用，为众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植物染发剂的染发效果尤其是染黑着色效果不尽人意，又缺乏精确的色素提炼技术，天然染料色谱不全，耐光耐洗色牢度大多不够理想，因此现今大多天然纯植物的染发剂尚处于研发阶段，市场上基本上难以找到理想的植物染发剂，已零星开发的部分产品使用范围不广，少数产品鱼龙混杂，实施概念炒作植物染发剂在兴风作浪，也让一些消费者持观望态度。

不过，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难关逐一攻破，毒性小、无污染的天然植物性染发剂将以它无与伦比的优势，掀起染发化妆品市场新的革命。

(选自《科技日报》2009年9月1日)

技术与公共利益

张帆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

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的竞争，工科学生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他们中流行：“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可见，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市场价格被看作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的制作到互联网诈骗，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远为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坚决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相对地说，另一些技术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神情安详地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决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

(选自《民主》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