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道路

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科学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20世纪40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明出来的。约在25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现实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做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应用昆虫学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制造业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在日本制笔企业笔头的生产线上，我看到一个女工， 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没有五年十年的记录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日前，国务院总理***的话，说明了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需进口特殊类高质量钢材的问题，突出了中国制造业调整结构的必要性。D．综合三则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但我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解决很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制造业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要努力践行“工匠精神”。【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造桥大师茅以升

自近代以来，中国造桥史上从没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横跨中国山河的钢铁大桥皆由西方人建造。直至造桥大师茅以升踏入桥梁工地以后，才改写了这个历史。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早就立志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建功立业。1920年，获得加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后，他就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这都没有阻止他回归的脚步。回国后，茅以升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曾任五校教授，两校校长。他继续执教三十余年，开创了“学生考先生”式教学方法，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式教育。他是我国工科教育的奠基人。

1933年3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席，接受了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外国人预言此处不可能建桥。但茅以升对祖国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于是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并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

茅以升是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设计大桥时，日本侵略凶焰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他们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大桥沉箱下沉时，基础工程与桥墩工程并进，江中进行桥墩工程时，岸上进行钢梁装配工程。有两个相邻桥墩完工时，岸上整个装配好的钢梁，即刻用船承载浮运，利用潮水涨落，安装上桥墩，形成一个高效的“生产线”。

大桥开工于1934年。为使桥基稳固，木桩需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解决了打桩难题。江水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架设钢梁时，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作为教育家的茅以升还把工地变成了一所临时大学，指导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以后中国的桥梁事业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注定“生不逢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铁路率先通车。通车当日，大批军火物资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以后两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腹背受敌，茅以升疾呼：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正是茅以升的这种炽热爱国情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桥梁界的一面旗帜。

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不保，大桥等于为日本人造。安放炸药的那一天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茅以升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一天。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桥。这座承载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大桥仅存了89天，当天晚上，茅以升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以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主持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党对他的信任远非旧社会可以比拟。他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他认为科普工作可以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他以《桥话》为媒介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大办科技报，通过科技报把科学知识送给劳动大众。

茅以升的一生都在“架桥”，直到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那光辉的形象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共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