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

②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③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④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节选自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江南士子夏完淳

丁帆

很小就在明故宫一带玩耍，但那时不知道午朝门乃皇恩赐死之地。1647年10月16日，就在无尽的甬道旁，走来了三十四名即将被推出午门斩首的反清复明的儒生，这一群人均着明装，长铐脚镣，一个个怒目横眉，无半点惧色。其中有位最年轻的白面书生，更是从容不迫地含笑赴义，他就是名扬一时而又被后人渐渐淡忘的十六岁的松江才子夏完淳。

在夏完淳短暂的一生当中，其诗文的天才并没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短命的南明王朝即将覆灭之际，夏完淳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清复明的斗争中。民族危亡之际，他舍弃了学业投身抗清大业，可见其气节之一斑。

夏完淳人格大树的长成与其天然的生长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在临刑前能从容以赴，是与其家学师道不可分割的。据说和夏完淳一起就义的还有他的岳父江南文社领袖钱栴。他俩共赴黄泉时的一段对话，则足可洞见夏完淳的人格魅力和文化修养之高尚。岳父钱栴问之：“子年少，何为亦求死？”答曰：“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正是这种人格正气将夏完淳的诗文提升到那种大气磅礴的境界中去。

夏完淳的父亲就是夏允彝，是复社的领袖人物。其身传言教对夏完淳的影响极大，尤其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所抒写的辉煌人格篇章，为夏完淳作出了楷模和榜样。夏允彝生前为夏完淳选择的导师也是十分注重名节和气质的江南名士。

夏完淳十四岁就随父从军，征战于太湖地区。父亲殉国后，他又投身于明兵部职方主事吴易的太湖义师帐下任参谋，屡屡征战建功。后夏完淳从军中失散，吴易被捕后壮烈殉国。这段历史同样是夏完淳刻骨铭心的人格锻打。可以说，正是在这些腥风血雨的战斗生活中锤炼和铸造了夏完淳那颗不屈的灵魂。

夏完淳被捕后，在南京大骂投降清廷的前明崇祯兵部尚书洪承畴，其时，洪承畴坐镇南京，帮助清廷总督军务，此举自然是惹怒了他。大多数的江南士子，虽有性情柔弱的一面，然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却表现了他们刚烈坚毅性格的另一面。夏完淳正是这样，以短暂的人生抒写了人性价值的高亢音符。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顶峰当然是关押在南京监狱中所作。这部分诗篇被他自题为《南冠草》。无情未必真豪杰，夏完淳在狱中所写诗中，有一部分是怀念母亲和家人、爱妻的，但更多的是表现了夏完淳效死国家的人格魅力。一个十六岁花季的少年，缘何能够克服亲情的牵扯和情窦初开的诱惑，一心报效社稷呢?我想，江南士子在晚明时代所表现出的群体人格效应是深深影响夏完淳的重要因素。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 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周有光：步履不停 追寻思想之光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有人说，透过圣约翰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似乎就能读懂周有光。历经世纪沧桑，周有光身上葆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

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在圣约翰大学，周有光攻读经济学，但他还广泛阅读了文学、世界史等各方面的书籍，受益颇深。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向自我提问、独立思考，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这成为他一生治学的方法和习惯，他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需人才，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此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把他作为专才调入“文政会”，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从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进入全球化时代，他更是极力推进语文现代化，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还预测了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汉字在21世纪后期可能要再进行一次简化；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给当代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85岁退休后，他研究文化，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著作。百岁后仍然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①他（周有光）说：“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总要绕道去看看儿童阅览室，看到孩子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那么认真地阅读注音读物，使我高兴得要掉下眼泪！……”周先生对开启民智、促进教育现代化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读周有光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张森根先生访谈录》

②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作于104岁）

③两代宗师，半路出家堪称语父；百年巨匠，一生归宿可谓书童。

——《中国槛联报》2017年第3期（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