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

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